行走的圣徒
亲爱的凯鲁亚克：
自从那部纠缠着厌世倾向和摩登主义情绪的《在路上》在美国出版以来，已经五十年过去了。您可能并不了解，在您去世之后，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它在以另一种方式流浪——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心中，唤起了怎样的内心的疯狂。芒克和彭刚组成了中国第一个先锋派团体，他们希望以您的酷派作风为榜样，在行走中向索然寡味的陈规陋习写下挑战书。事实上，这个团体在近乎身无分文的情况下经历了一些可以想象的生活的磨难之后就夭折了。
以正统的观念来看，垮掉的一代的放荡生活并不值得赞许。但出于愤世嫉俗的目的，穿着一条破旧的牛仔裤，你们还是走上了浪迹天涯的不归路，并因自己不同凡俗的举动而沾沾自喜。看上去是漫无目的的旅行，可是毫无疑问，《在路上》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有着精神上的渊源关系。您在开始写作《在路上》之前，就希望用一个名叫斯密德的叙事人来扮演堂吉诃德的跟班——傻里傻气的桑丘·潘沙——的角色。堂吉诃德古典式的冒险故事在您的心中成了一种行走的范本。《堂吉诃德》的伟大价值绝不在于它是一出讽刺骑士、逗人发噱的喜剧，堂吉诃德创立雄图霸业的欲望促使他成长为一位苦行之神——拓疆万里、与风车搏斗，把充满危险的旅途当成一种幸福。我明白，您幻想让自己成为一位班扬式的行走的圣徒，所以您要更加旗帜鲜明地宣扬一种行走的宗教。《在路上》和《堂吉诃德》一样像是对那巨大的绝对之神的挑战，让人更容易联想到同样以描写长途跋涉而闻名的古希腊悲歌《奥德修纪》，更确切地说是它的现代版本《尤利西斯》，或是卡夫卡这个徒步者永远无法抵达的“城堡”。旅途成了一种受难的仪式，我们在行走中体味着存在的价值。
与此同时，垮掉的一代正在实验一种全新的行走方式，既不同于古典乌托邦主义者“在天空和太阳之间穿行”的飞翔鸟姿势，又不同于意识形态化了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在这群年轻的文学叛徒面前，英雄叙事的大船早已搁浅，他们的任务再不是对文学传统的狂热摹拟，对迷惘的一代的无条件顺从。当你们以气度不凡的努力，建立起文学诸侯的分割版图时，垮掉的一代的隐秘欲望，就是迫切需要通过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和这个置身其间的世界之间的变动关系。您所面对的是一个混乱的世界：两性关系的变革、基督教基本理念的崩溃、来自遥远东方的革命价值观在西方的盛行都让您处于风口浪尖之中。不能再以巴尔扎克，甚至卡夫卡的方式来写作，写作就是“斩断自己与社会的联系，过一种无根的生活，在自我那不可抗拒的叛逆冲动的驱使下，踏上未知的旅途”。
河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