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留在斑驳记忆中的文革书事
用文字来承载历史，家书和日记都算得上是第一手的材料。新近出版的《叶圣陶叶至善干校家书（一九六九——一九七二）》一书，辑录的是叶氏父子（叶圣陶和叶至善）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近70万字的书信文学。叶圣陶是解放后国家出版总署第一任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叶至善是中国少儿出版社第一任社长。1969年，叶至善随团中央干校下放河南潢川。《家书》第一封信起自1969年5月2日,是父亲叶圣陶写给儿子叶至善的；最后一封信是1972年12月21日叶至善写回家的，不久他就结束干校的生活回家了。在将近四年的时间里，父子通信近五百封。这些书信真实记录了叶圣陶叶至善父子在那个特殊时代对自己家人和朋友的亲情和友情，另一方面则又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在这些家书中，国际上美国的阿波罗在月球登陆、柬埔寨政变、尼克松访华；国内的“清理阶级队伍”、“深挖洞”、“林彪事件”等大事要事，都有涉及。作为文化界的高级知识分子，叶氏父子在书信中讨论的问题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这些真实的记述，给我们留下了那个特殊时代极其珍贵的史料。
毕竟叶圣陶、叶至善父子都是出版人，《干校家书》对那个时代的出版与阅读的实况，也有一份特殊的关注。
为了给在干校放牛的叶至善买《常用中草药手册》，叶圣陶先生专门去了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当时的新大楼。叶圣陶先生写道：“（新华书店）营业部分在一楼二楼，一楼全是毛主席著作，二楼才卖各门各类的书。我觉得每层的面积太大了，柜台靠着东南西北四面摆，望去似乎很远，反觉所陈书籍之不富，买客之不多，中间空处之大而无当。”“昨天到西单商场的新华书店去看，玻璃柜里陈列着十来本新出版的《娘子军》，没有《威虎山》。有两个女青年想买《娘子军》，一个女店员爱理不理地说没有。”《赤脚医生手册》、《科学实验》杂志、《红色娘子军》、《智取威虎山》的剧本，叶氏父子很长一段时间里往来谈论的新书，就是这些。
文史类书籍，那时能够出版的，委实少得可怜。叶圣陶先生写道，“今天去看杨东莼，他告诉我郭沫若新出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是扬李抑杜的。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以前写成的稿子。”而所谓“内部发行”，按叶至善的说法，“不放在书店橱窗里，不卖给外国人”，也是那个时代图书出版的奇特风景。
鲜为人知的是，“文革”时期浩然著名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出版前曾请叶圣陶先生看过。叶圣陶先生在1972年2月15日的信中写到，浩然带着《金光大道》第一部的“征求意见本”请他审看。叶圣陶先生用了十六天的时间看完了四十二万字的全书，对书中的问题“见到即批”，到3月1日，“浩然与一个责任编辑同来，九点谈到十一点半。我把想到的细小问题都跟他说了……他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改，因为要删要增，人物还要调整，情节还要变动，很局促了……他还说起今年5月间各地要出的文艺书，说上海有三四种，北京除他的这一部还有一两种，听听都平常。文艺界够寂寞的了。”
这是当时文化出版界萧条寂寞的实况。同一天的信中叶圣陶先生说：“报上发了出新书的消息。昨天叫永和去买，买到六七种。像百货店和菜市场一样，也排老长老长的队。买客看见很高兴，抢着买了，到收银柜上去付钱。谁知收银柜上说这些书是不卖的，你就交在这儿吧。大概也引起些口舌。消息也真灵通，外国记者对此事报道了，苏修也广播了，就在以后的一两天内。于是周总理知道了，叫吴德去处理此事，书店就吃了吴德的一顿‘排头’。钟季华说得好，书店里订出这个‘卖而不卖’的办法的时候，她就提出异议，认为这不是‘老实人干老实事’。”结果，《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得以出版，“每天发行一千部，各处书店都排长队”。
此外，《干校家书》中也记载了很多那个时期出版界的人物与动态。如周振甫、郭绍虞参与二十四史的点校，徐调孚编辑《柳文指要》，陈原、陈翰伯重回出版界“主持业务”等等，无不记录了那个“特殊年代”里的人物悲欢、世态炎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