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启发孩子对科学的兴趣
“同学们，近来社会上讨论得最热的话题是华南虎照片事件。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想评论，但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在我们的地球上，像华南虎这样濒危的生物有很多，据自然科学联盟统计，世界上濒临灭绝的物种有15000种以上。……”
近日，在一场科普报告中，曾任中国濒危物种科学委员会副主任的钱迎倩深入浅出的讲述，吸引了台下无数双求知的眼睛。
钱迎倩是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一员。这个演讲团由中国科学院及各部委、院校的退休专家、教授组成，1997年开始为中小学生讲科普，至今已经到全国246个市县讲了3500多场，听众130多万人，所到之处，受到孩子们的热烈欢迎。
孩子们不能整天钻在题海里
“当时也有作科普报告的，但都比较零散，真正成立演讲团的，我们是第一家。”演讲团团长钟琪讲述了当初成立演讲团时的情形，“既然要搞，我们就得系统一点。”她在北京各大书店找科普书，想了解一下现在科普书籍的内容，“结果一看，书架上全是复习题，升学大纲，根本没有什么科普书籍。”
一个人世界观的形成主要是在中学阶段，“孩子们不能整天钻在书堆题海里，要激发他们学习的乐趣。”钟琪说，我们决定把中学生作为主要的科普对象。
“开始很难，我们买了一本电话号码本，给一个个学校打电话，问他们需不需要科普演讲。”钟琪说，“没有人知道你，就跟推销一样。一切都得从头做起。”
有一次他们去武汉作报告，来接待的人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就说了一句话：只讲一个小时，一分钟也不要多。报告结束后，孩子们反应非常好，气氛很热烈。报告结束后，来接待的那位书记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满脸笑容地跟讲课的专家握手。
从最初一定程度的冷漠，到现在普遍受到欢迎，老专家们宠辱不惊，认真地作每一次演讲。“现在的应试教育影响太大，许多学校都把课外活动的时间挤掉了，难怪他们会比较‘吝惜’时间。不管你是热面孔，还是冷面孔，我们都认真对待。最后，往往是孩子们特别喜欢，老师们也跟着改变了态度。”钟琪说。
让孩子们发现科学的乐趣
科普演讲团的成员都是各领域的顶级专家，但科普报告完全不同于他们熟悉的学术报告，要吸引孩子，就得把深奥难懂的科学知识讲得通俗易懂。
团里有个规定，不论是谁，包括院士进团，都要通过三步审查：第一步审查演讲提纲，第二步在演讲团内部试讲，第三步是到中学去试讲。过不了三关，不管你是什么职位、职称，都会出局。
“我干了一辈子材料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给中学生讲科普课有什么难的？”中科院材料科学专业高级工程师王宁寰写了一份自认完整系统的演讲提纲，谁知道立刻就被退了回来。钟琪跟他说：“这些内容书上都有，学校老师都会讲，还用得着你讲？”
钟琪告诉记者，先后有80多人来试讲，但留团的只有27人，一位空军指挥学院的少将试讲了4次才通过。“我不能因为一个人讲得不好，得罪几百名学生，砸了中科院的牌子。”钟琪说。
王宁寰第一次演讲时正值电影《泰坦尼克号》热映，他拿出泰坦尼克号的图片问学生：你们看过《泰坦尼克号》吗？同学都回答：看过！他接着问：那为什么一个钢铁大船会被一座发脆的冰山撞沉？这时候台下鸦雀无声，同学们一个个都瞪着眼睛看着他。
王宁寰告诉记者，科普演讲并不容易，它是一种教学思想和方法的创新，是一种再创造。一般的教学都是先讲原理，再作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如果把常规讲课顺序倒过来讲，先讲结果，以科学故事、事件和问题作为引导，再讲原理，孩子们更容易理解。这就是王宁寰开创的科普演讲的“逆向教学法”。
不仅仅是科学知识，专家们的人品、修养、境界也感染了许多同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陈光教授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一个学生问的问题超出了他的知识范围，他如实地说：“这个问题我回答不了，我回去查查资料，等知道了再回答你。”老教授实是求是的态度感染了很多同学，台下的掌声比以往更热烈。
“有人说，我们的科普报告能够载入中国科普的史册，这我倒没想过，也无所谓，但我们能实实在在地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做些工作，这就够了。”钟琪笑称，他们是“四不”人员：不为名利、不讲条件、不辞辛苦、不计报酬。“科普是公益性工作，专家们做这件事，就是要把自己的课讲好。”
谁来培养未来的科学家
现在钟琪就担心一件事：十年磨一剑，十年以后怎么办？“我们的年龄渐渐大了，总有讲不动的那一天，得动员更多的人参与。”
钟琪说，北京每年有1000多名科研人员退休，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从事科普工作。有很多人退休后，正是继续出科研成果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精力。而且，现在社会上有个认识上的误区，瞧不起科普，认为科研人员从事科普“没出息”，搞不了科研才搞科普。
“实际上，这是关系我们民族未来的一件大事。搞科普很难出名，很难获利，但对社会的贡献却很大，没有人做科普启蒙教育，未来的科学家从哪儿来？”
孙万儒被吸收入团时就有点犹豫，“当时人们都以为搞科普是不务正业，要影响提职，就偷偷地做。后来越做越上瘾，特别是看到孩子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睛，我就觉得我有义务做下去。”孙万儒的“地下工作”做了几年，直到2007年2月退休后才转入“公开”。
中科院空间科学与应用研究中心研究员潘厚任说，科普是科学研究人员的一种责任，你拿的是纳税人的钱，就有义务把你的研究用通俗的方式反馈给大众。国外有名的科学家都有科普著作。我国现在很多人没有这种意识，要改变这种观念。“应该给在职的科研人员提要求，把你所从事的研究工作跟孩子们讲一讲，把科学传播给大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