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尖锐民言”源于对领导注视的想象
近日，广州两会上出现了戏剧性的场景：有人大代表受不了其他代表的尖锐发言，而屡次打断发言并最终愤然离去！
列席分组讨论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永忠在审议两院报告时，直言司法系统存在的一些问题。指出，无论在哪个单位，人权和财权独立，才能保证不出问题。“否则，纪委书记在书记领导之下，就不敢监督书记了。”他话音未落，另一名省人大代表打断他的话：“这话可是你说的，不代表我们的意见。”然后又接连说“我们都听不见”、“不是我们组的意见，是你个人的”，说完后该代表就提前退出了会场。（《南方都市报》1月24日）
非常敬佩李永忠代表不辱代议使命、不自设发言禁忌、不迎合政治正确、敢于直言的精神，一个受选民委托参政议政和监督政府的人大代表，就应该站在选民利益立场勇敢地指出政府存在的问题，尽管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刺耳——可问题只有“存不存在”之分，而不应有“尖不尖锐”之分。从没有哪条法律对人大代表的批评设限，规定哪些可以畅所欲言、哪些属于敏感禁区。相反，法律是以“会议期间代表言论可免责”，来鼓励人大代表充分自由地发言。如果一个代表时时把“选民委托”放在心中，时时把选民当作自己的靠山，不会在察颜观色、权衡个人利弊和考虑听者承受力中，自设发言禁忌。更何况我们的体制确实存在“纪委书记在书记领导下不敢监督书记”的弊病：许多高官落马和一把手腐败的频频现形，正暴露出这一问题。高层和党建学者对党内民主念兹在兹，也正是焦虑于这个制度弊病。
因此，很不理解那位代表对李永忠发言的不满。打断其他代表的发言，本来就很不礼貌。而且，李代表根本没说这个发言代表小组意见，没必要急于撇清连带责任。再者，“言者无罪”，连该省省委书记汪洋同志都说“让人讲真话须允许他说错话”，人家发言的代表都没顾忌什么，被批评的部门也在认真聆听，一个旁听的人大代表，怎么连听下去的勇气都没有？
显然，那位代表所以打断李的发言并愤然退场，是出于一种恐惧，害怕同组代表的“尖锐发言”得罪了领导，从而连累自己受到惩罚——毕竟，在座的都是党政领导和各部门的领导，李永忠的发言又直言“纪委对一把手的监督”问题。如果心中时时都装着领导的偏好，想着领导的脸色，揣摩领导的意志，想着领导听到这些发言后会什么态度，必然会在心中设置无数的发言禁忌，也自然就对超出“禁忌”的发言充满恐惧——竟然敢提纪委监督一把手这种问题，这还不惹得龙颜大怒啊！在“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的恐惧想象中，那位代表忙不迭地与“尖锐发言”划清界限，甚至以“退场”表达不满，向领导展示一种政治姿态。
虽然很反感这位代表的行为，但在既有的不完善代议体制下，又很理解这种行为。确实，从道理上讲，人大代表既然受选民委托去代行参政议政和监督的政治权利，代表其利益发言和对政府进行监督，在人代会上说每句话时都要想象着“选民的注视”——带着“对选民注视的想象”而不是“对领导注视的想象”去监督，去迎合选民的好恶而不是迎合领导的好恶。
可我们的代议制度缺乏这种人民与代表间直接的代议连接。首先，人大代表选举的民主性较弱，很多代表并非人民选出来，既然如此也就缺乏选民意识；其次，人大代表也缺乏面向人民的履职压力，即使当“花瓶代表”人民也拿他没有办法（一来看不到，二来即使看到也很难罢免），如此也就没有选民压力感；最后，人大在政府面前还没有树立起足够的权威，即使想忠诚代民履职也没有能力。在这种“选民不在场”而“领导都在场”的代议场景下，很多人大代表发言时，考虑的自然是“领导的注视”而非“选民的注视”。在对领导自上而下逼视的想象下，揣摩领导好恶、拣不得罪领导的话说，就会成为常态。
于是，那位代表听到冒犯领导的尖锐言论后，就拍案而起愤然离去，给领导留下了一个无比美丽的背影。在场的领导可能都记住了这个名字，可选民没有人知道他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