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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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点特稿第659期

【冰点】:写在密室里的日记

本报记者 林天宏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1-30    [打印] [关闭]
    在那间昏暗狭小的密室里,安妮·弗兰克整整躲藏了两年零一个月。

    两年里,这个15岁的犹太小姑娘,每天都在与自己的好朋友“凯蒂”聊天,向她描述密室里的生活,倾诉自己的心声。

    “凯蒂”并不是人,“她”只是一本花格布料封面的日记本,有着红、灰、白三种颜色,和一个精巧的金属钮扣——这是安妮13岁生日时,父亲送给她的礼物。

    在安妮生日的第二天,纳粹开始追捕荷兰的犹太人。安妮随家人躲进父亲公司后面的阁楼里。他们只能依靠几个勇敢的朋友提供食物和生活用品,艰难地活着。

    从1942年7月8日,到1944年8月1日,在这间位于阿姆斯特丹普林森格拉赫特街263号的密室里,安妮写下了几十万字的日记。她记录下了暗无天日的密室内每一天发生的故事,也记录下了自己的成长。

    “我是自己的船长,终有一天我会看到我能停泊的岸。”她乐观地写道。

    安妮的理想,是战后能成为一名作家或记者,她希望这些写于密室里的故事能够公开发表。但两年后,盖世太保发现并逮捕了这些躲藏者,在盟军胜利前一个月,安妮死于集中营。她没能看到这一刻。

    然而历史总是会倔强地呈现出本来的面目。安妮的日记,被幸存下来的父亲发现并出版。从1947年至今,《安妮日记》已经被翻译成50多种语言,在全球的印数达2500万册,成为一本“感动全世界的日记”。

    2007年12月22日,一个名为“安妮·弗兰克:历史的见证”的展览,在北京国家图书馆馆藏珍品展示室开幕。这是《安妮日记》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巡展后,首次来到中国内地展出。

    这个为期一个月的展览,吸引了大批参观者。而多数参观者,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本著名的红、白、灰三色格子封面的日记本。参观者无不为之动容,在举办方特意设计的愿望树上,挂满了他们留下的小卡片,上面写满对安妮的祝福。

    在愿望树边的展柜里,在温暖灯光的照耀下,陈列着各种版本的《安妮日记》:一脸灿烂笑容的安妮,被各种各样的文字簇拥着,让人感觉不到一丝密室内的昏暗。

    我们穿了好多好多衣服,就像是我们要去北极一样

    《人民日报》国际部记者丁刚,可能是最早向国内读者介绍安妮·弗兰克的人之一。

    1990年,丁刚被《人民日报》派往瑞典、比利时,任驻欧盟记者。他酷爱搜集“二战”史料,工作之余,探访了不少与之相关的人物、故事和旧址,并将自己的见闻写成《二战,在寻访中》,成书出版。

    安妮和她的密室,自然漏不过丁刚的寻访。

    那是1991年的冬天,丁刚第一次来到荷兰阿姆斯特丹。当他走近普林森格拉赫特大街263号时,眼前的情景让他愣住了。

    这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四层灰色小楼。在阿姆斯特丹密如蛛网的运河旁,类似的小楼不计其数。可唯独这座小楼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排队的人们,有着各色的皮肤,操各种语言,显然来自世界各地。

    丁刚随着人流,踩着狭窄的、吱吱作响的木梯,来到小楼的二层。一个木制的活动书架,遮掩了外界通往密室的唯一通道。挪开书架,墙上便出现一个黑黝黝的门洞。

    进入门洞,便进入了安妮·弗兰克的世界。

    根据纪念馆的资料记载,1929年,安妮·弗兰克出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她的父亲奥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他留下来的一张张发黄的照片,为人们讲述了安妮欢乐的童年。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德国开始迫害犹太人。奥托带着家人,被迫移居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平静的生活未能持续多久。1941年,德军占领了荷兰。他们要求所有犹太人,必须在左前胸缝上黄色的六角星。此时,希特勒已下决心对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一场人间惨剧即将开始。

    “那个时期,这个家庭的情况非常有代表性。”丁刚说,“他们不能坐电车,不能进电影院等娱乐场所,不能骑自行车,早上8点后便不能坐在花园里。像安妮这样的犹太女孩,必须去指定的学校上学……”

    几个月来,已经预感到危机的奥托,一直在准备藏身的地方——荷兰的一些楼房都建有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密室,奥托的公司,恰有两层这样的地方。他的两个荷兰朋友——米普·基斯和库格勒,愿意为他们提供帮助。

    1942年7月6日,随着纳粹下达召集犹太人的命令,躲藏的时刻终于来到。刚过完13岁生日的安妮,在日记里记述了当天的情景。

    天还没亮,她和姐姐玛格特就被妈妈叫醒收拾东西,安妮看了一下表,才是凌晨5点半。

    安妮收拾的第一件随身物品,就是她的“好朋友”凯蒂——那本父亲送给她的日记本,当然,爱美的她,还不忘顺手携带了一个卷发筒。

    “我们穿了好多好多衣服,就像是我们要去北极一样。像我们这样的犹太人,谁还敢带着装满衣服的箱子走在外面?”她写道。

    密室里的躲藏者,除了安妮一家四口人外,还有凡·达恩夫妇,和他们不到16岁的儿子彼得,过了几天,一位名叫杜塞尔的犹太牙医也住了进来。

    天啊,这是个多么美丽的女孩啊

    其实,早在50多年前,这个密室就被盖世太保洗劫一空。战后,根据奥托的描述,人们恢复了密室中原有的摆设。

    根据丁刚的回忆,钻进洞口,便是两间狭小的房间。一间是安妮和姐姐的卧室,只有八九平方米,终日挂着厚厚的窗帘,阴森昏暗。

    房间两侧各有一张床,姐姐玛格特睡的,是左边那张木质单人床,安妮则睡右边的那张金属制行军床。

    安妮的床边,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桌上有一盏小台灯、一把小剪刀、一个胶水瓶、几支钢笔和铅笔。她就在这里看书、学习和写日记。

    安妮父母的卧室更小,墙上挂着一幅褪色的自制地图,上面用红蓝两色,标注着纳粹军队和盟军的进军路线。这些红蓝两色的箭头,是“密室”中的人们,在夜深人静时,边偷听广播,边在地图上标出来的。

    卧室外拐角处的小房间,是厕所兼浴室。从边上的楼梯往上,第三层便是凡·达恩夫妇和彼得的卧室,还有一个狭长的房间,属于牙医杜塞尔。

    原本各自生活的三家人,被命运拉扯进这个毫无舒适感可言的密室里,生活的窘迫和尴尬可想而知。

    为了掩人耳目,躲藏者们制定了《密室公约》——“为了公共安全计,房客们必须高度警惕。”如:所有时间小声说话、上班时间不得使用厕所、不得在房间里随意走动……”

    “白天,我们不得不低声说话、小心地挪着脚步,不然会被库房管理员发现……”安妮在日记里描述了这种令人窒息的恐惧。

    由于战争带来的物价飞涨,躲藏者只能通过黑市,购买大量的干豌豆和大豆作为主食。但有一次发生了意外:装豆子的麻袋裂了,数百磅的大豆从楼梯上狂泻而下,安妮几乎被豆子埋没,看起来就像“豆子海洋中的一个小岛”。

    她还在日记里写道:“……妈妈、姐姐和我轮流穿三件同样大小的内衣,可是我的太小了,都盖不过肚皮。”

    安妮是多么期盼原先那个外面的世界:晴朗的阳光,欢乐的校园,以及她暗恋的男孩冲着自己微笑……

    可眼下的现实是:一车车的犹太人被纳粹押上卡车,运往集中营;夜深人静时,她经常被窗外的枪炮声惊醒;楼梯上的一点脚步声,都让她心惊胆战……

    这个13岁的小姑娘确实无力改变什么,她唯一可以改变的,是自己的“密室”生活。她依然对生活充满乐观、幽默和热情,并把想到的一切,一一倾诉给她最亲密的朋友:“凯蒂”。

    在安妮眼中,这个密不透风的闷热的密室,竟成了一个“很别致的小客栈,一个非常奇特的夏季公寓”。

    她向“凯蒂”嘲笑“这饥饿的一群人”——“肚子空空的,可咕噜咕噜,全是各种各样的调子。凡·达恩先生是深沉而低调,像大提琴;彼得是高音,像是吹长笛;当我们围在一起吃晚饭时,好像一个管弦乐队在调音,只需要托斯卡里尼举起指挥棒,我们就可以演出瓦格纳的《女武神》啦……”

    有时,她会偷偷扒开厚厚的窗帘,从窗帘缝中遥望街景和运河,“那儿是水上住宅……一个船夫和他的一家人住在那儿……他们有一个小男孩,刚会走路,我真担心有一天他会掉进河里去,所以我一直盯着他……”

    安妮热爱自己的小屋。和任何时代的同龄人一样,她在墙上贴满了自己喜爱的电影明星和歌星的海报。她甚至很“自恋”地在日记本里贴上自己的大幅照片,在边上煞有介事地写道:“天啊,这是个多么美丽的女孩啊!”

    如果说,日记本记录了安妮心灵的成长,那么,安妮父母卧室的门边留下的数十条铅笔印,则记录了一个青春期小女孩身体的成长。

    这些旁边注有日期的铅笔印,是安妮的父母记录姐妹俩身高的地方。从中显示,25个月的密室岁月,小安妮的身高足足长了近10厘米。

    “安妮的故事,就像是一个天然的电影剧本。”丁刚不由得感叹道,“它承载了人类所有的美好词汇——乐观、信念、感恩、勇气和爱。”

    我得学习,才不会变成蠢人

    在每一个读过《安妮日记》的读者心目中,安妮几乎就是乐观的代名词。但即便是安妮本人,恐怕也不会想到,多年以后,自己的故事,竟真的被一个年轻的中国导演拍成了话剧。她更不会想到,自己还帮助这个导演,摆脱了对生命的恐惧。

    2003年初,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研二学生姬沛正在寻找一个剧本,作为自己的第一部导演作品。就在此时,北京城开始了一场与“非典”的战争。

    那时,姬沛像大多数人一样躲在了家里。她终日坐在21楼自己那间小卧室的窗户前,茫然看着空荡荡的大街发呆。街上飘动的白口罩,让姬沛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惧”。

    一个偶然机会,朋友向她推荐了《安妮日记》。在阅读过程中,姬沛一次次被安妮的故事所打动:“我很难想像,一个15岁的小女孩,在几乎遭受着整个世界的迫害时,在完全丧失在阳光下行走的权利时,还能够做出这样坚强的选择。”

    在犹太人每天被一车车抓走,送往毒气室时,在令人惊恐的空袭声中,安妮却在日记中写道:“我得学习,才不会变成蠢人,我要上进,将来要当个新闻记者或者作家,这是我的愿望!”

    安妮每天用在读书上的时间不下数个小时。她读希腊、罗马神话,学习速记函授课程,自学法语并翻译文章,整理欧洲各国王室族谱,学习父母规定的英语、数学、历史。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她竟编写了十几万字的读书卡片。

    安妮甚至还在狭窄的房间里学习芭蕾舞。她抱怨不配合其跳舞的姐姐玛格特说:“我们都快要忘记怎么跳舞了……难道你希望,当我们出去的时候,把什么事都给忘了?!”

    有一次,玛格特向她抱怨道:“我真妒忌你,因为早晨才起床,你已经把自己的事安排得满满了。”

    密室里的所有人,都从安妮这里感染到了温暖和快乐。她会帮助妈妈洗刷碗筷,打扫卫生;帮助凡·达恩太太削那些“好像永远也削不完的豆子皮”;在牙医给凡·达恩先生拔牙时,她也要“外行地凑上一个帮手”。

    安妮还爱上了密室里与她年龄相仿的少年彼得,两个孩子瞒着大人偷偷地幽会。她在日记里写道:“我必须承认,坐在天窗下面,感觉到阳光照在你的面颊上,拥抱着一个可爱的男孩,有什么比这更愉快吗?”

    可这些与彼得相恋的文字,却给后世阅读日记的奥托,出了一道难题。

    1997年1月,拥有《安妮日记》手稿的荷兰战时文献研究中心承认,最先出版的《安妮日记》确有删节,主要是因为奥托担心,一些描述性爱的段落会引来非议。

    “爸爸和妈妈会容许我这么大的女孩子坐在沙发上与一个不满17岁的男孩子亲吻吗?他们肯定不会的。但我相信自己的判断力,那该是一个多么恬静、多么幸福的时刻啊!”安妮写道。

    后来的事实证明,当这些富有感情的日记内容公开后,不仅无损于安妮,反而使这个花季少女的形象更加充实、感人。

    这些丰富的素材,终于帮助姬沛,为自己的首部话剧确立了想要表现的主题——“即使在绝境中,也要不断为自己种植下希望与美好”。

    “我跟着安妮一起,在生活的每一处,寻找这样的种子。希望她在温暖我的同时,也能温暖每一个人。”姬沛说,“所以,我决定把她在舞台上放大。希望观众能和安妮一起,摒弃内心的恐惧。”

    2003年11月16日晚10时,话剧《安妮日记》在北兵马司剧场落幕,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掌声持续达数分钟。当帷幕缓缓落下后,姬沛走上前台,与演员们相拥而泣。

    或许是巧合,60年前的同一个夜晚,安妮在日记里甜蜜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我很想帮帮你。’我总对彼得说。‘可你一直在帮我呀。’彼得回答我,‘用你的快乐。’”

    或许到了秋天,我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了

    1944年6月6日,随着诺曼底登陆,盟军的胜利指日可待。安妮从广播中听到,荷兰政府打算把人们的信和日记搜集在一起出版。于是,她在日记中许愿,战后她将出一本书,书名就叫《密室》。

    “或许到了秋天,我便可以告别这座充满死寂和饥饿的囚牢,重返校园了。”她欣喜地写道。

    可安妮没有等到这一天。

    1944年8月4日,一个晴朗的夏日。密室中的人们像往常一样,刚刚开始一天的生活。奥托走进了彼得的房间,准备给他上英语课。他瞅了一眼手表,快要10点半了。

    忽然,他们听到楼下传来了陌生人的吼叫声。

    帮助安妮一家躲藏的米普·基斯回忆,她突然看见一个瘦高个子的人,拿着手枪站在门口,喊道:“谁都不要动,不许开灯!”

    紧接着,盖世太保军官带着一群荷兰警察冲了进来。一个警察说:“有人检举了你们!”他停顿了一下,说道:“你们窝藏犹太人,他们就在这幢楼里,立即带我们上去。”

    最后的时刻终于到了。米普·基斯向楼上走去,站立在那个遮挡着“密室”的书架前。她后来回忆说:“我那时外表很镇静,可内心却非常害怕……因为我们已经站立在最关键的地方。”

    她指了指那个书架。

    搜捕者们推开了书架,冲进密室。他们让所有的人都举起手来,交出钱和首饰。一个警察一把抢过了安妮的小皮箱,将所有的东西抖落在地。

    “你从哪里搞来的这个玩艺?”一个盖世太保见到奥托房间里的德制灰色军用床脚柜,显得很吃惊。

    “那是我的东西。”奥托回答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是德军少尉。”

    那个盖世太保竟脸红了。

    8个犹太人被送进了警察局。究竟是谁出卖了他们,这个谜至今没有解开。战后的调查表明,当天早上,有人给纳粹当局打了个电话,报告了这幢楼里躲藏着犹太人的消息。

    当晚,米普·基斯回到了密室,在一片狼藉中,她发现了安妮的日记本和奥托一家人的影集。基斯把这些东西收起来,锁在了楼下办公桌的抽屉里。“我想,安妮一定会活着回来的。到那时,我将把日记本亲手交还给她。”基斯说。

    但她不知道,安妮已经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1944年9月3日,安妮一家被押上了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车。到奥斯威辛的第二天,所有15岁以下的犹太孩子,都被逼迫着走进了毒气室。安妮因为刚刚度过了15岁的生日,才侥幸躲过了这一场灾难。

    随后,安妮和妈妈、姐姐一道被送往附近的波肯奥集中营。到那里的当天,她们就被剃去头发,在胳膊上烙上了号码。

    一个多月后,纳粹又将安妮和姐姐与她们的母亲强行分开,送到了德国汉诺威附近的波根-贝尔森集中营。

    据波根-贝尔森集中营里一个曾与安妮关在一起的犹太妇女说,当安妮看到衣服上爬满了臭虫、跳蚤时,她吓坏了,脱光了衣服,蜷缩着裹在一条薄毯里打抖。

    1945年3月初,安妮的姐姐因斑疹伤寒而死。数日后,被传染的安妮也离开了这个世界。两姐妹的尸体,被扔进了集中营旁堆满死尸的大坑中。

    一个月后,英国军队解放了这座集中营。

    1945年5月7日,在安妮死后两个月,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整个欧洲获得了解放。

    请你们轻轻地上楼,楼上的安妮正在梦中

    战后,幸存下来的奥托回到了阿姆斯特丹,米普·基斯把安妮的日记交还给他。

    这个父亲含泪读完了日记。他没有想到,安妮会把“密室”里两年的生活如此完整地记录下来。他更不会想到,在那段整日心惊胆战的囚禁生活中,自己的小安妮,已经悄悄长成了大人。

    奥托将日记中的一部分打印出来,寄给了生活在瑞士的母亲。随后,他又让一些亲朋好友读了日记。大家都希望奥托能将这部日记出版,可他接触的一些出版商,并没有意识到这本日记的真正价值。

    1946年3月6日,荷兰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了安妮的日记,这才引起了许多出版商的注意。1947年6月25日,安妮日记出版,首印1500册,书名就叫《密室》。

    奥托在回忆录中写下这样一段话:“朋友们觉得,我无权把这本日记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因为它是展示人性的极有意义的文件。起初,我不大想出版这本日记,可我越来越相信朋友们的话是对的。一天早上,我从报上读到了有关这些日记的报道,标题就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我想,我的安妮一定会为此而感到骄傲。”

    然而,在《安妮日记》出版后,也引起过一番激烈的争论。

    一些历史学家起初怀疑这本日记可能是后人编的。他们认为,一个14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写出这样的文字。甚至还有一个新纳粹分子写了一本书,否认这本日记的真实性。

    1980年,奥托去世。临终前,他把日记的手稿交给了荷兰政府。经专家对纸张、墨水的年代和笔迹的鉴定,确认这些日记是真实可靠的。

    1998年,荷兰法院判决,安妮日记的真实性不容置疑,任何诋毁《安妮日记》的人都将受到刑事处罚,并将被处以25000荷兰盾的罚款。有关法规还明令禁止出版和出售诬蔑《安妮日记》的书籍。

    如今,在欧洲许多国家的历史课堂上,老师总会向学生们推荐有关反战的各类读本,《安妮日记》每次都会被列入必读书目。

    一个德国记者曾向丁刚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德国某所中学有一位老教师,平常很难相处。有一天,有些孩子问起他有关“第三帝国”和《安妮日记》的事情,他竟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我们都是有罪的。”他哭道,“我们都看到了墙上贴着那些要杀尽犹太人的口号标语,却无动于衷。我们都是有罪的。”

    据德国的一项调查表明,在这种“忏悔与赎罪”的历史观引导下,德国的中学生,已经成为参观集中营旧址或有关大屠杀展览最多的群体之一。德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还为中小学生提供资助,让他们去一些集中营旧址或二战纪念馆打工,或组织他们,为年老的犹太人提供家庭服务。

    现今,位于阿姆斯特丹的“安妮之家”,已是举世闻名的纪念馆。纪念馆的服务人员告诉丁刚,前来参观的人数逐年增加。上世纪80年代初,每年约有30多万人次,到了90年代初,每年约有60多万人次,而到了本世纪,每年已达到80多万人次,平均每天有2300人。参观者中,最多的是美国人,德国人居第三位。

    这个纪念馆出口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一本厚厚的留言簿,里面是成千上万的参观者用不同语言写下的留言。

    在留言簿上,丁刚看到一位署名为“15岁的德国孩子汉斯”留下这样一句话:

    “我希望世界上所有的孩子都不再像安妮那样担惊受怕。请你们轻轻地上楼,楼上的安妮正在梦中……”

    我希望在我死后,还能继续活着

    如今,安妮·弗兰克已经在天堂中沉睡了60多年。但是60多年来,人们对那场战争和屠杀的反思,以及对这个勇敢的犹太小女孩的怀念,从未停止过。

    去年3月,德国东部萨克森州的一家法院宣判,该州的5名男子,因在2006年6月公开烧毁《安妮日记》,犯下了煽动民族仇恨罪和蔑视死者罪,分别被判处9个月监禁,并分别被罚款22至1300欧元。法官在判词中提出,这样的右翼行为,“冒犯了安妮和所有在集中营中遇难的死者,打扰了他们的安眠”。

    2007年6月,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首度公开了波兰女孩璐卡·拉西科写于60多年前的日记。这个14岁的犹太女孩,被称为“波兰的安妮·弗兰克”,她用手中的笔,真实地描述了被赶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前的经历。随后,她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

    与安妮在日记里袒露青春期性意识的萌动相似,璐卡也在日记里偷偷写道:“我想,女人的特性在我体内已经被唤醒。昨天,当我洗澡时,水流过我的身体,我渴望有人用手抚摸我。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以前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有报道称,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的无数参观者们,都在这句话前泪流满面。

    而最有意味的一则新闻,依然发生在安妮藏身的密室前。

    透过密室的天窗,躲藏者唯一能看见的风景,就是对面街花园里的一棵老栗子树。安妮被捕前3个月,曾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的栗树开满了花。它覆盖着绿叶,比去年还要漂亮。”

    这棵老树距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由于年代久远,大部分树干因真菌感染而腐烂,并有倾倒的危险。早在2007年3月,考虑到附近邻居的安全,荷兰一家法庭发放了许可证,允许人们砍伐这棵树。

    但这个判决立即引发了荷兰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这棵树与其他树不同,它曾给予安妮年轻的心灵莫大的安慰,是她渴望自由的象征。”荷兰树木研究所的发言人说,“我们必须尽全力拯救它。”

    最终,法院于2007年11月20日宣布,暂不砍伐这棵栗子树,并派出专家进行取芽嫁接的工作,让这棵树顺利传宗接代。

    随后,为了筹集拯救老树的经费,住在栗子树隔壁的34岁的查尔斯·皮耶特,从树上摘下一颗栗子,放到网上公开拍卖。2007年11月21日,经过激烈的竞拍,一位来自美国的幸运买家,最终以700美元,买下了这颗“历史上最昂贵的栗子”。

    被捕前4个月,安妮曾在日记中许下一个愿望——“我希望在我死后,还能继续活着”。

    看来,时隔60多年,安妮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2008年1月22日,是《安妮日记》展览在国图的最后一天。不过,北京只是安妮“中国之行”的第一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接下来,安妮和她的日记,会在全国数个城市巡回展览,下一站,是同样因战争和屠杀留下创伤的南京。

    当日下午2时多,国图的工作人员开始收拾展品——相关的展板、书籍,挂满了卡片的许愿树、以及留下密密麻麻字迹的留言簿。

    20多天前,在这本留言簿上,一个参观者用蓝色圆珠笔写下了一首英文小诗,题为《安妮,你让我们知道》:

    你让我们知道,

    必须把浮如飘絮的思绪,

    转化为清晰的思路和简单的文字,

    华丽和漂浮都不易长久。

    你让我们知道,

    温暖,美好,信任,尊严,坚强……

    这些老掉牙的字眼

    如今还活着。

    你让我们知道,

    颓废,空虚,迷茫,

    不过是糟践自己,

    伤害别人。

    要有强大的内心。

    要有任凭时间流逝,

    都不会磨折和屈服的信念。

    你让我们怀念,

    你让我们振作,

    好好去爱,

    好好生活。

    不是因为在和平和幸福中,

    才说出我爱世界这样的话。

    而是知道外面的黑、脏、丑陋之后,

    还要说出这样的话。

    安妮,圣诞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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