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算计"的能力
数学是关于“算计”的理论体系；数学被尊奉为“科学之母”。现代大量重大科学进步都离不开数学的进展。经济学是这样，物理学也是这样，连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也离不开数学思维上的突破。现代IT产业更是离不开数学的进步。所以一个民族有了算计的传统，其科学的整体进步也就有了基础。本文讲的“算计”的能力更为广义，但数学的发达无疑是算计的能力最重要的指标。
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是这个领域的最高奖——“菲尔茨奖”。这个奖创办以来，一共有46位数学家获奖，其中有13位美国人，8位英国人，7位法国人。大部分获奖者是欧美人。在获奖者中，只有一位华裔美国人，他叫丘成桐。丘成桐说过这样的话：“数学是营造全社会科学文化氛围的关键，直接关系到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高低。”把数学提到这样一个高度，我看是非常有道理的。
有一位华裔历史学家，叫黄仁宇，他也曾把民族之间的竞争后果所表现的差异，归结为一种能力的差异，这种能力便是“数目字管理”的能力。他把“数目字管理”看作一种对待事物力求精确地理解和处理的传统和制度。依他的理解，正是这种传统和制度才造就了近代工业发达国家；同样，也正因为缺乏这种传统和制度，才使中国近代在许多方面落伍，成了长时间被列强凌辱的对象。黄仁宇的话很有见地。
算计是一种制度。过去，北方人喜欢拿上海人说事儿，一个长久流传的笑话，是说上海的“粮票”有半两的面额一种，在全国独一无二。人们提这档子事，是想说上海人小气。其实，这正是上海人的精明之处。在粮食供应紧张的年代，有了半两这个单位，有利于精打细算过日子。上海的经济繁荣与上海人善于算计不无关系。
善于算计，表现在人际来往上，就可能是斤斤计较。西方人聚餐时的AA制，似乎也是斤斤计较的例证，现在大家也认为这个做法好，中国年轻人中间也慢慢开始流行AA制了。这种做法其实降低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成本，有利于人际关系的稳定和谐。
在西方发达国家，从微观到宏观，表现出一整套的算计制度，这便是黄仁宇所说的“数目字管理”。复式簿记是西方人的发明，这个方法不仅使得企业的投入产出之间能进行更方便的比较，还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往来能用一套数字关系来反映，大大降低了人际交往的算计成本，也形成了一种有关算计的文化。这种变化看起来是一件小事，其实它的影响非常深刻。
西方人在宏观方面的算计是在凯恩斯经济学之后出现的。在此之前，他们也不懂得在宏观层面上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上世纪30年代早期出现的那样的经济大危机多少和这种核算能力的缺少有关系。有了凯恩斯的经济学，又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西方人便发展了一套对国民经济进行核算的工具，使得政府对国家经济的管理也成了一件相当技术化的事情。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再没有发生过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应该说和他们发展了一套管理国民经济的技术工具有密切关系。这个宏观算计方法的确很有威力，它现在已经是世界各国主导性的国民经济核算方法。
西方一些思想家甚至把科学的进步也归于一种制度文化。科学家做事，特别是数学家的研究工作，需要一种超然物表，神游八荒的思想境界。由这种人构成的社会，既需要有亲密友爱的“合作精神”，又需要有毫不容情的激烈竞争。法国科学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曾指出，正是这种既有合作又有竞争的特点，才真正反映了科学家团体的关系本质。莫兰甚至认为——“科学的共同体”实际上是一个“相当好的民主社会”。这个见解是很深刻的。由这个道理，我们也该懂得，为什么有的社会能够繁荣科学事业，而有的社会则只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