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计不是一切
“你是政府思想库的一位经济学家！”
“噢，上帝，你说得太对了。请问，你是如何猜对的？”那人惊奇不已。
牧羊人答道：“先请放下我的狗，然后我告诉你原因！”
这着实可笑。错把犬当成羊，这位经济学家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他能猜出牧人有多少羊，却不知道羊和犬的区别。他实际上连羊的数量也不清楚，因为羊群里的犬一定被他算做了羊。这是讽刺经济学家只知道计算分析，却对计算分析的对象不甚了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的确是很尴尬的。我看他们对研究对象的预测能力，大概只是比气象学家对天气的预测要好一些，远远不能和工程专家对自己的人造系统的预测能力相比。
经济学家的预测发生错误，大抵不能说经济学家不努力。大概在诸学科中，经济学家使用的数学工具最为深奥，这也证明他们是很努力的。但经济生活的确太复杂，目前多么艰深的计算方法，也难以对经济生活做出准确预测。所以，数学方法更多用来证明一个道理，而不是用来做一项预测。有一阵子，国内有一位计量经济学家拿美国最新的计量软件分析中国某一方面的变化，结果出来后，大家都感到不对头。这不是发现了新现象，要颠覆一个理论，而是和基本事实有冲突。结果，在大家的据理力争之下，这位计量经济学家不得不修改参数，把结果调到大家满意为止。不难想象，这种分析预测的局限性是很大的。
对社会活动进行计算分析，最害怕的还是用数字和计算工具来证明一种偏见。前几日读了一本书，叫做《被切开的血管》。作者认为，拉丁美洲的贫穷是某国剥削掠夺的结果。书里自然也有数字和计算来证明这个观点。可是，有一个基本事实，一些拉美国家赶跑了某国人，自己发展经济，结果情形更糟糕。我相信，拉美的贫穷和某国人不无关系，但认为祸根只是某国的帝国主义政策，恐怕是有问题的。
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算计很重要，但算计不是一切。有几个原因，使得我们的生活需要算计以外的东西。
一是算计的困难性。计划经济论者曾十分欣赏荷兰经济学家廷伯根和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在早期对计划经济制度的肯定，这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发展了一套宏观经济系统的数学解释模型，不仅他们自己欣赏，也被“计算机乌托邦主义”所推崇。殊不知这两位学者在晚年，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廷伯根明确不赞成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制度，而弗里希更杜撰了“延迟经济学”和“玩计量经济学”这样一些名词，来表达他对计量经济学应用的忧虑。他们认识到经济生活实在是太复杂了。甚至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这样。在现代科学时代，我们可以看到伟大的科学家之间，常常发生举世瞩目的争论，例如，物理学领域关于量子力学的争论，生物学领域关于人类进化的争论和生命起源的争论，天文学领域关于天体演化的争论等等，都说明我们的算计能力还十分有限。
二是有时候人的直觉比算计来得可靠。人的大脑如何工作，我们至今没有搞得很清楚。我们的直觉常常给我们帮很大的忙。好的直觉比复杂的计算更可靠，只是我们不清楚直觉是如何那么有效的。但有时候坏的直觉也很有害。更麻烦的是，我们常常不容易对好的直觉和坏的直觉做出区别，也不容易判断哪些人的直觉可靠，哪些人的直觉又不那么可靠。通常的办法是通过层级教育和考试制度，选拔一些能解决复杂问题的人，假想他们的直觉更为可靠，然后把他们放到社会的重要岗位上，让他们凭借自己的直觉来处理社会事务。这个做法大抵是有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人受的教育和获取的文凭的确就是“敲门砖”。
三是道德因素的复杂影响。正如黄仁宇所说，道德这个东西不是万能的，它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凡能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一个道德问题。但是，道德这个东西实实在在会发生作用。有些事情在道理上能通得过，但在道德上通不过。例如，社会学家李银河关于“性”的一些见解，我以为是有充分道理的；用她的观点来修正我们的一些政策，对社会也很有好处。但是，我相信短期内她的看法不会成为政策的主导因素。大众传统的道德变化起来很缓慢，科学的算计常常斗不过它。其实，道德的背后也是利益，而利益因素又复杂到我们无法精确地算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