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艺艺委会：恢复作用比恢复名头更重要
艺委会座谈《莲花》当天，84岁高龄的人艺老艺术家郑榕写了一个十多页稿纸的发言稿，系统阐述了对《莲花》的看法。一位年轻演员说：“郑榕老师的发言，那种热诚、那种认真，让人感动。”
当天，剧院还请来了剧院外部的一些戏剧评论家。围绕着戏，老艺术家与年轻演员碰撞，剧院内人员与剧院外人员碰撞，北京人艺的艺术氛围很久没这么“亢奋”过了。
1月29日，北京人艺第七届艺术委员会正式成立。新上任不久的院长张和平出任艺委会主任，副院长濮存昕和任鸣出任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林兆华、宋丹丹、冯远征、杨立新等人当选为委员，朱旭、郑榕、蓝天野、朱琳等人被聘为艺委会的顾问。人艺艺委会在沉默了8年之后再次恢复，引起戏剧界广泛关注。
濮存昕告诉记者：“十几年来，人艺虽然靠着老前辈留下的传统，还在惯性地前进，戏照演，演员照招，但其实长期面临‘缺氧’。建立艺委会，在健全人艺规章制度、开展日常工作、形成剧院内部良好研究创作氛围等方面，都能起到相应作用。”
张和平说，艺委会是保证北京人艺出精品的重要手段，今后北京人艺上演什么剧目，艺委会将在很大程度上起到“拍板儿”作用。“艺委会增设的顾问都是老一辈艺术家的代表。有他们坐镇，我们心里踏实。在艺委会今后的工作中，人艺的学派、传统一定要坚守，有些戏宁可不演，也不能砸了人艺的牌子。”张和平说。
据介绍，人艺在1952年建院不久，就确立了总导演制和艺委会制。首届艺委会主任由北京人艺总导演焦菊隐担任，艺委会由于是之、童超、夏淳、舒绣文、叶子、刁光覃、朱琳等十几位德高望重的导演、演员和舞美艺术家组成。一部戏从开始运作到正式演出，都要由艺委会进行把关：监督剧本组筛选出剧本，发给每位委员人手一本审读，然后组织讨论；剧本最终定稿后，总导演要对艺委会做整体阐述；戏的主演、预算、舞台设计都要经过艺委会讨论批准；碰到几个演员争一个角色的问题，必须向艺委会提出申请，然后由艺委会进行考核和选择；艺委会还要到排练场观看联排，并提出问题；一出戏只有艺委会审查过关之后才能进行公演。
正因为如此，艺委会在历史上曾是北京人艺的最高艺术权威机构，对北京人艺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人艺四巨头”中惟一在世的93岁的欧阳山尊曾说过：“人艺戏的讲究，是靠一系列的制度来把关的。
在一些人艺老演员的记忆里，艺委会说话是很有分量的，比如有的戏都已经走到连排阶段，马上就要公演了，但如果艺委会大多数成员都觉得剧中某个角色不合适时，就有魄力把这个角色撤下，换上合适人选。“戏比天大，艺委会的出发点，是只对戏不对人。”一位人艺老人对记者说。
再比如，当年林兆华导演排练小剧场话剧《绝对信号》的时候，戏已经排演完了，但由于风格比较先锋，上演前受到了一些阻力，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发表意见，后来有一个艺委会成员说了一句，“这个戏有点怪味豆的意思，值得试一试”。最终促成了这出剧目的上演。
人艺艺委会复建，被戏剧评论家童道明赞为“人艺这个动作‘漂亮’！”童道明指出，艺委会的复建，恢复了人艺管理的传统以及艺术上的权威性。由艺委会对剧目进行把关，比导演自己决定艺术生产要合理得多。
也有戏剧界人士将人艺艺委会的复建看成是张和平院长到任后的一个“漂亮动作”。该人士说，人艺艺委会这么多年一直不活动，主要是因为剧院内部的人不团结，他们把艺术的分歧和争论变成人事上的分歧，人事上互相不能靠拢。新上任的院长张和平能把方方面面的人都拢到一起，原来捏不到一块儿的人都能够坐到一起了。
人艺老艺术家顾威说，原先的艺委会是逐渐消亡的，并没有具体消亡的日期。10年前,上一届艺委会有十几个人，但到后来已经不大能够履行应有的职责，审查戏，也请你看，看完了，也没有人征求你的意见，也不进行谈论。于是，艺术委员从十几个人变成八九个人，后来变成五六个人，直到三四个人，后来干脆就没有人通知我们活动了。可以说，艺委会是由于不受重视而慢慢消亡的。
顾威说，其实，近年来，有一些关心剧院的人不断提出要恢复艺术委员会，但我认为，恢复艺委会主要是恢复它的作用，而不是简简单单恢复它的名称。有人征求我意见的时候，我送给艺委会十个字——有比没有好，能做到就好。前者是说艺委会这个机构的，后面是说给艺委会的委员们的。
“我们是职业剧院，一部话剧演出后社会效果如何，经济收益如何，都要考虑，即便有国家拨款也不能排一个赔一个，这些事儿总要有人过问，比如有一段时间，有的戏赔钱也好不上座也好都没有总结。而艺委会是人艺的重要传统，在人艺历史上对人艺剧目的上演、修改、风格、方向都有绝对发言权。”顾威表示，“今天，我不敢奢望艺委会还有如此大的决定权，但我希望艺委会至少能够活动起来，不要光挂名不参加活动，不活动等于名存实亡。我们的章程里面也有规定，委员如果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活动没有参加，就不能继续担任艺委。”
“但是，只要剧院信任我，我还在顾问这样的位置上，在一天就要尽一天自己义务。”电话那头，老艺术家顾威的声音沉着而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