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2月20日
星期

作曲大奖风波调查

本报记者 张伟

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08-02-20    [打印] [关闭]

    失望

    3个多月前,上海音乐学院“钟鼓奖”国际作曲比赛决赛现场,许多人没有鼓掌。

    如今,围绕比赛发生的争议、动手、抄袭等话题,依旧在学院内、诸多校友间乃至音乐界议论纷纷。

    这是一场由文化部审批同意、上海音乐学院主办的比赛。作为上海音乐学院建院80周年纪念活动之一,这次比赛曾被媒体评价为“我国作曲界级别最高的比赛”和“中国首次举行的大型国际作曲比赛”。

    更引人注目的是高额奖金。比赛设36岁以下的“春钟奖”和36岁以上的“秋鼓奖”各一个,奖金均为16万元人民币。在许多人记忆中,这是中国作曲比赛史上的最高纪录。

    “秋鼓奖”未征集到合格的参赛作品。在2007年10月30日晚于上海音乐厅举行的决赛音乐会上,由复赛挑选出的6部作品共同争夺“春钟奖”。

    决赛音乐会上,“国际性”很明显。7名评委中,除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杨立青、作曲系主任何训田等3名国内音乐家,还有克里斯托夫·潘得雷茨基等4名欧美作曲家。上海交响乐团现场演奏的指挥则来自瑞士。

    不过,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戴鹏海看来,这个所谓中国“级别最高”的国际比赛,唯独没有高水平的作品。

    决赛当天,戴鹏海听罢演奏,未等公布结果便起身离去。他认为,参加决赛的作品水平一般,不管哪个作品获奖,都“根本不值这个价”。

    坐在他周围的好几位知名作曲家也都纷纷摇头表示失望。回家路上,戴鹏海与同车的上海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创作委员会主任、作曲家徐景新一路都在讨论这个话题,回家后仍觉言犹未尽,连夜打电话质疑这次比赛“究竟在搞什么”。

    86岁的老作曲家、曾任上海市文联主席和音协主席的朱践耳,听后也颇为失望。他记得,有人甚至“听到一半就不想再听了”。

    “为保持我国举办大型国际作曲比赛的高标准和高规格,这次比赛的大奖最好空缺。”朱践耳的这个意见,在台下得到不少人赞同。不过,台上评委的决定却并非如此。

    最终,“春钟奖”16万元奖金颁给了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生宋歌的作品《了歌》。此外,为“尊重国际评委意见”和“鼓励新人”,临时决定加设两名“评委特别奖”,奖金分别为4万元和2万元,获奖者均为上音在读学生。这场国际作曲比赛的3个奖,最终悉数落入上海音乐学院囊中。

    评选过程并非一帆风顺。评委中名气最大的波兰作曲家潘得雷茨基,曾被主办方着力宣传。不过决赛这天,主办者似乎并未让潘氏弄懂评分规则。一份评分结果的表格显示,他错把音乐会上下半场演奏的参赛作品当成两个奖项的角逐者,分别排了名次。比赛尚未完全结束,潘氏便离席赶赴机场。不过,据了解,他的评分本来已成废票,但实际上又并未被当做废票处理。

    冲突

    比赛引起的讨论和争议始终没有停息。

    关于奖金设置和比赛花费的问题,首先成为争论焦点。提到原定32万元两个大奖和实际上发出去的22万元奖金,几名音乐界知名人士纷纷咋舌,认为“前所未有”。此外,不算初评复评费、国际旅费、宾馆宴请和乐团排练演出费、场租和宣传费等各种开销,仅决赛评委和指挥的个人酬金一项,即开支4万美元。

    知情者透露,比赛经费高达一百数十万元人民币。除去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资助的18万元以外,其余全部来自上海市教育局拨给上海音乐学院“作曲与音乐设计”重点学科项目中,作曲方向为期3年的学科建设资金。按申报立项和审批的规定,这笔钱本该分别专用于作曲系音乐创作、新作比赛首演、作曲技术理论、学科梯队、教材科研和学科基地的建设。

    此前,作曲系主任、比赛艺术委员会主席、评委何训田曾接受媒体采访,对高额奖金作出解释:“高奖金一定能鼓励出优秀作品,这样做,只是想给作曲家们一个应有的尊重。”

    有消息称,复评之后,因“秋鼓奖”出现空缺,何训田曾多次提出要将这16万元挪过来,颁发两个“春钟奖”,后因财务部门以违反章程规定为由反对,未能实现。

    与很多同事的看法不谋而合,作曲系教授、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作者之一陈钢也认为,将作曲重点学科建设的专项经费用来举办这样一次比赛,实非必要。他认为,除了奖金数之高达到“国际性”外,中国音乐界目前并不具备如此举办国际比赛的条件。“当前,我们更需要的是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只有在我们创作出大量被社会广泛认可的作品时,举办这样的国际比赛才较为适宜。”

    这位老上音人提到上音原来筹钱为毕业生演奏作品的传统,“从前,作曲系的毕业生一定要开毕业作品音乐会,因为学生作品只有被演奏,才能对其作出准确的评价”。他心疼地说起,因为经费短缺等原因,这样的音乐会已有近10年没举办过了。他不理解,学院为何在这种情况下,还要耗费原本为期3年的宝贵经费,举办一场水平不高的“国际比赛”。

    同样心疼这样花钱的,还有上音已离休的老院长、曾任上海音乐家协会主席的桑桐。他以院长经历,深知作曲系筹钱之难。对于这次比赛,85岁的老作曲家感到,无论从作品质量、比赛规模、评分规则、操作公正乃至遵守国际惯例等方面,“都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

    桑桐告诉记者,尽管主办者多次对外及对上级部门称有50余部作品参赛,实际上征集的作品仅有21部。其中,尚有3部作品编制不合要求,使有效参评作品减少为18部。

    比赛的第一轮评选,除一名中国音乐学院教师外,全由上音作曲系教师担当。这与桑桐所熟悉的上音民主作风和传统大相径庭。他记得,1987年,由上海音乐出版社、上海音乐学院等主办的“中西杯”中国风格国际钢琴作品比赛,初评评委包括全国5所音乐学院的教授。在他看来,上海音乐学院举办的多项比赛,一直具有公认的声誉,最重要的原因,正是由于其严谨公正的作风。

    1993年离休后,桑桐虽一直关心上音的发展,但从不干涉学校事务。尽管早就听说过比赛情况,并密切关注媒体报道,可是他始终没有过问比赛的相关事宜。直到比赛结束后不久,听说由一则报道引发“动手”事件,才引起桑桐注意。

    事情起源于决赛次日,一直正面报道比赛的某早报,在一篇报道中作出了“整场音乐会让人为之一振的作品不多”的评价。该报道称:“包括朱世瑞、杨燕迪在内的几位作曲家都摇头认为没有上乘之作。”

    杨燕迪现任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而朱世瑞则是该校作曲系教授和学科带头人。2003年,在德国留学12年的朱世瑞应邀回国,来到上音任教。

    这篇报道引发了作曲系主任、“钟鼓奖”评委何训田对朱世瑞“动手”的风波。据知情者透露,事发之后,朱世瑞立即向学院党委和纪委提交了一份“投诉书”,简述了事发经过。

    “投诉书”称,比赛结束次日,朱被何叫到作曲系会议室,何与系领导班子其他3人一起,斥责他“我们辛辛苦苦搞比赛,你在搞破坏”,“对媒体乱说”。其间,何边说“老子给你一砣”,边“一拳出手”,因朱躲闪,仅触鼻翼“而未伤人”。

    “投诉书”又称,针对何的斥责,朱答“原话并非我说,即便说了,这话也没错;更何况,对比赛民主地表达不同看法是好事”。何认为“这是对比赛的污蔑”,“将一个大玻璃烟灰缸砸来”,朱则“将一个一次性纸杯扔去”。“双方均未命中”。这时,其他人将朱“按在椅子上”。

    据悉,情况上报后,院长和党委曾与朱世瑞谈话,建议让何训田在学院高层小范围内向他赔礼道歉,请他“以大局为重”,“为了学院发展”而“将相和”,尽可能淡化此事。

    到目前为止,院方在公开场合并未承认“打人事件”的存在,也未宣布处理意见。内部人士称,在一次会议上,院领导曾表示“打人我没看见”,并要求,一定要把“未看见打人”这个底线守住,以“维持学院的声誉”。

    抄袭

    因为此事,何训田被卷入话题中心。这个名字,在“第五代”作曲家那一串炙手可热的名单中占据着位置。他最早在1986年以作品《天籁》引起音乐界注意。此后,他以《黄孩子》、《阿姐鼓》等一系列作品获得更大声誉。

    此次“钟鼓奖”比赛,何训田担任艺术委员会主席及评委,被认为是主要的组织者。比赛一结束,质疑声立即出现。

    根据作曲比赛国际通行的惯例,评委与参赛者不得有夫妻、亲属、师生及其他亲密关系和直接利益关系,如有此类关系,评委应主动申明并实行回避。而数名采访对象均指称,何训田与“春钟奖”得主宋歌,有包括师生、情侣等在内的特殊关系,属于应回避范围。

    出生于1979年的宋歌曾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是何训田的学生。去年发行的由何训田制作的唱片《神香》,音乐制作总监一栏写的正是宋歌。

    “钟鼓奖”比赛章程规定:总谱上不得署作者姓名。据此,桑桐认为:“何训田对宋歌《了歌》的总谱完全一清二楚,单凭这点,何当评委就失去了公正性。”有同行更明确指出,为了维护比赛的公正性和上音的学术声誉,也为了尊重其本人的艺术人格和学术良知,何训田本应恪守国际惯例,主动回避出任评委。

    更严重的批评,则是有人反映获奖作品《了歌》的最后一段,与何训田2006年公开发行的音乐专辑《七日谈·了歌》的结尾段落,高度相似。根据桑桐向现任院长杨立青的建议,所有参加决赛的6部作品的原谱及录音,由学院派专人送交朱践耳阅读和审听。

    在老友眼里,朱践耳生性淡泊,从不喜欢卷入是非,甚至给人“老好人”之感。但这次在表白自己态度时,他语气坚决:“我参与这件事,没有任何私人利益的纠葛,而是为了公义。”

    朱践耳表示,他听到作曲系学生反映,宋歌的《了歌》末段的人声齐唱,手法上极像何训田的多首作品,特别是《七日谈》。起先,他对此并未重视,因为手法雷同的情况虽可说是缺乏个性与独创,但尚不足以说明违反比赛规则。后来,他找来《七日谈·了歌》的CD,在反复仔细聆听之后,发现两首同名作品的末段,除个别音有所调整外,旋律、调性、情绪、速度几乎完全相同,甚至在表现手法上,也都采用了齐唱的形式,而且都是“画龙点睛”地揭示全曲的立意和主题。

    在由组委会发布的《“钟鼓奖”国际作曲比赛章程》中规定:“作品必须为参赛者本人原创”,并“未曾以全曲、片段或者其他版本的形式进行过公演和出版”。同时还规定:“参赛作品必须符合本章程要求,否则取消比赛资格。”

    由此,朱践耳认为,宋歌的《了歌》,有袭用何训田同名作品之嫌,不符合比赛章程。而该作品获奖,则“明显地违反了章程的规定,背离了此项比赛鼓励独立原创音乐作品的宗旨”。桑桐对此持同样看法。

    他们认为,何训田作为比赛的主办人,完全知道章程的规定,而他作为《七日谈·了歌》的作曲者,也应该知道宋歌的《了歌》与自己同名作品的关系,但他并未向比赛组委会、评委会和艺委会说明这种情况,“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此外,据上海交响乐团有关人士透露,乐团在排练《了歌》时,由于有的段落根据总谱上标明的速度不适合演奏,因而与作者宋歌发生争执。当乐团演奏员一度因不满而罢练时,何训田曾赶来解围,并表示“这部作品很可能得大奖”,希望能继续排练。

    采访过程中,记者多次通过电话、传真等方式联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办公室。截至发稿时,未得到正式答复。

    传统

    上海音乐学院建院80周年庆典刚刚过去。创办于1927年的这所音乐专门学校,为这段历史举办了隆重的纪念仪式。除了规模宏大的音乐会,新教学大楼的落成典礼及新建校史陈列馆的揭幕仪式也同时举行。学院网页上,国家领导人和各大部委的贺信,列了长长的几页。

    然而许多老上音人担心,这所学院所留存的中国音乐界的优秀传统,已面临难以维系的危险。这个传统,由蔡元培、萧友梅、黄自等人开启,尽管经历战火和运动,但由贺绿汀、丁善德等几代人的传承,一直延绵发展。

    1955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就读并执教至今的陈钢,深深感受到这种传统的失落。过去师生、同事之间相互敬重的温情,在他看来已经消退。民主的学术氛围,也正逐渐远去。

    陈钢回忆,当年上海音乐学院学派林立,教授们的学术渊源既有德国派,也有美国派和法国派,后来还加上苏联派。这些学派之间时有争论,但学术上的争论从不会带到生活和工作事务中来。“那时只有学派,而无帮派。”他感慨道。

    不甘心自己珍视的东西被舍弃,酝酿已久的情绪在围绕“钟鼓奖”国际作曲比赛的争议中找到突破口。这样,便有了一些长者的身影登台。

    上音毕业生、著名作曲家王西麟认为,在音乐界乃至整个文化界学术道德沦落的情况下,上海音乐学院作为曾经的传统象征,更应坚持住“底线”。

    “大学是社会的良心,上海音乐学院应该是音乐界的良心。”朱践耳说,这颗良心,不能丢掉。

    

打印】 【关闭
中青在线版权与免责声明: 

  在接受本网站服务之前,请务必仔细阅读下列条款并同意本声明。

  1. 凡本网注明"来源:中青在线或中国青年报"的所有作品,版权均属于中青在线或中国青年报社,未经本网授权,不得转载、摘编或以其它方式使用上述作品。
  2. 本网授权使用作品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并按双方协议注明作品来源。违反上述声明者,中青在线将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3.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中青在线)”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的目的在于传递更多信息, 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
  4.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和看法,与本网站立场无关,文责作者自负。 
  5. 如因作品内容、版权和其它问题需要联系的,请在30日内与本网联系。
   联系方式:中青在线信息授权部 电话:010--640980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