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剑指中国高校行政化弊端
大学成了“一级政府”“官”多导致管理效率降低 办学成本增大
“高校行政化首先表现在争相提高高校级别上”，熊丙奇说。
上世纪90年代，高校的行政级别只有两类，一类是正厅级，主要是本科院校，一类是副厅级，主要是高职高专。
本世纪初开始，出现了“副部级高校”，当时的第一批副部级高校是9所，总共涉及到18个部级官员，到现在已经有43所副部级高校，同时产生了86位高校中的副省级干部。
高校的行政级别上升之后，高校也开始向“一级政府”方向发展。
“我计算过”，熊丙奇说，“一所大学大概有处长、副处长150名左右，副处级干部30人左右，科级干部大概有1000人”，由此高校出现了“校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的现象。“官”太多了，于是“校长干处长的活，处长干科长的活”，管理效率和工作效率极低。
高校成了“一级政府”，必然出现问题。首先是偏离大学的办学目标。熊丙奇说，大学不是单纯地办学，而是在办政府。行政思维办校，必将导致高校追求近期业绩，注重外延发展，忽视内涵建设等问题。
目前高校大多以校园占地规模、标志性建筑、学生规模、学科覆盖面、院士数、博士点数、经费数、论文数、专利数，作为评价学校“实力”的重要指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学校不惜贷款圈地盖楼、建豪华校门、盲目扩大学校规模”，熊丙奇说，目前我国高校中拥有5000亩校园的大学已经不止10所，而高校的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亿元。
除此之外，拥有庞大的行政管理队伍也必然造成巨大的行政开支，仅薪酬一项，“以每位行政工作人员年平均工资3万元计，就将花费1000多万元”，由此导致办学成本的提高自然是不可避免的。
进了“985”校长书记就官升一级 中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
学校成了“一级政府”，学校领导必然成为行政官员。
“现在一些‘211工程’院校力求进入‘985高校’行列，另一些学校则在努力地‘专升本’，他们的动力，除了为学校获得更多的资源外，便是书记、校长官升一级”，熊丙奇说，“我在多个场合中听到党委书记对校长说‘我的话很重要，因为我是副部长级干部’。一个校长是这样的身份，大学里不可能有学术自主，更不可能说校长是帮我们这些教授搬凳子的”——校长是官员而不是为广大教职工服务的。
随着高校行政级别的提高，高校领导的官员意识也在增强，有些校领导甚至把高校的领导岗位当作“官升一级的台阶”和“个人仕途的驿站”，所以他们常常在高校领导岗位和政府行政管理部门之间频繁更换工作岗位，以谋求更好的仕途发展。
熊教授介绍了2007年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大学校长素质研究”课题组对1792所高校校长进行的调查。该调查显示，我国大学校长的平均任期为4．1年，其中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浙江大学等8所著名研究型大学的调查发现，这些学校校长的任期平均为5．9年；而美国同类大学的校长任期为12.2年。
熊教授指出，对一所大学来说，频繁更换校长容易导致校长在办学过程中不思进取或出现急躁、冒进的短视行为；也可能因为办学理念得不到继任者的认同，致使工作难以延续。“相对较低的平均年龄加上较短的任期，说明我国大学校长往往在年富力强的黄金时期就离开了岗位。这对大学和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一种人力资源上的浪费”。
“空降部队”强化了高校行政化 高校的公信力在持续下降
熊丙奇教授展示了一张自己绘制的图表，表上列举了11所“985高校”的现任领导任命前的职务，22名党政一把手中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有11人，占50％，可见，有些高校领导的任命只考虑行政级别而不是教育专业背景和管理能力。
随着高校行政化的程度越来越高，高校“空降部队”的数量也出现了增长势头，而“空降部队”的增多反过来又致使高校行政气氛更加浓郁。
政府对高校的管理被强化了。同时，高校的行政权力也远远超过“学术权力”成为高校中的“独大”。“大学里面所有的决策基本都通过党委常委会以及校长办公会解决”，熊丙奇说，虽然高校里也有“教师会”、“学术委员会”等，但是这些“学术机构”的人员构成，往往由行政领导兼任或指派，他们的活动也是应党委常委会、书记办公会、校长办公会“要求”而进行的，不过是行政活动的延续和修饰。
“所以，近年来高校内部的民主管理风气日趋淡漠，教授与院长、学校领导的冲突加剧，招生腐败、学术腐败、财务腐败等教育腐败问题日益严重，高校的公信力持续下降”，熊丙奇说。
五条改革建议破解高校行政化弊端
“由于高校领导的选拔权、任命权、考核权、评价权集中在上级主管部门手中，因此在办学过程中，高校领导很难做到不唯上是从，主要按照政府部门的文件、指令办学，造成大学“千校一面”，缺少特色和个性，很难真正体现学校的历史和文化以及教师和学生的意志。”
目前高校愈演愈烈的行政化问题如何解决？熊丙奇认为，推动以行政管理改革为核心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是破解当前高校行政化弊端的必然选择。为此，他提出了五点改革建议。
首先恢复高校的自治性。“政府转变职能，改变对高等学校的直接管理，打破高校与政府的行政隶属关系，建立法治框架中的高校和政府的委托代理关系”。
其次是实行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和校长职业化，建立由人大代表、政府部门、社会贤达、知名校友、学校教授等共同组成的遴选委员会，制定校长标准，面向社会公开征选，确定人选后由理事会报教育部任命。校长一旦被任命，就应是一个全职校长，退出教学和学术研究工作，这不仅是为了保证高等学校的正常运行，也是为了避免行政权力对学术的干扰和影响。
再有，精简高校的领导人数和管理机构。高等学校可参照省级领导干部配置“一正二副”的经验，将领导班子人数控制在6~7人的规模。
还要建立大学理事会进行战略决策，为避免权利过于集中在个人手中，除了减少领导班子人数外，需要改变高校的治理结构，成立学校理事会，对学校战略发展进行决策。
最后，高校要实行学术本位的管理。“几年前我国曾经实行了长江学者制度”，熊教授介绍，其中一个要求就是长江学者不能担任行政职务，但是这些年很多长江学者纷纷主动要求成为行政干部，因为如果没有行政职务，他们很难调配学术资源，“所以，我们只有把这种行政配置资源的模式改成为以学术为资源配置方式，才能让我们的教授真正安心全力地做自己的学术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