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政纪处分岂可成为刑责的“挡箭牌”
据《新京报》3月27日报道：王惠民，湖南邵阳市政协委员，2006年5月，邵阳警方以寻衅滋事，将其刑事拘留。后经市政协调查发现，警方处理此案时有造假行为。
在造假民警的手中，刑事证据似乎成了“橡皮泥”，可任意捏造，可怜的政协委员无故被当成犯罪嫌疑人刑事拘留。困惑的是，有关部门对作假民警的处理似乎也是在捏“橡皮泥”一般。最初对作假警察的处分是通报批评，扣发6个月的岗位津贴并取消全年评优。在公安部派人进驻邵阳调查此事后，邵阳市公安局局长腾章贵被免职、双清区公安分局副局长罗文忠及10多名办案民警均受到处分。当地有关部门对当事民警作出处理决定竟是这般匆忙！
认真对照一下不难发现，造假民警的行为符合我国《刑法》关于伪证罪的犯罪构成，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举一例相比较。2006年，曾任河南圣煜律师事务所律师的党延军，在一起刑事诉讼中参与伪造假证，被判处其有期徒刑8个月。同样是伪证，邵阳市的三名民警导致当事人被刑拘，结果仅仅是受处分；而律师党延军导致法庭作出延期审理、重新鉴定的决定，却被判刑。
值得警惕的是，邵阳市的这起伪证案并非特例。年初的一则新闻至今记忆犹新，让我耿耿于怀。陕西靖边县林业局原局长高玉川贪污8万元，公安机关却开出假的重大立功表现的证明为其开脱，导致法院一审对高玉川轻判。记者1月4日从榆林市相关部门获悉，因为给高玉川开假证明，原靖边县公安局副局长王平等15名执法干部，被给予不同程度的党纪、政纪处分。（《三秦都市报》1月5日）
党纪政纪处分成为追究刑事责任的“挡箭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样的处理显然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权威性和统一性，削弱了法律规定的惩戒力度，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犯罪分子。党纪处分、行政追责与刑事处罚分属不同范畴，泾渭分明，岂可混为一谈？
我注意到，在邵阳市十届政协会上，20余名政协委员联合提案，认为对公安机关的处罚“不痛不痒”，要求严处。建议将造假的民警清除出公安队伍，并追究法律责任。依我看，不仅要尽快落实提案，而且还应顺藤摸瓜，深挖下去。邵阳市一名市政协常委说，王惠民得罪了人，才被算计。这位政协常委所言是否属实？王惠民得罪了谁？谁有这么大能量？其次，办案人员之间本应当相互配合，相互监督。这里，是什么“纽带”将多名办案民警联系在一起，成为“一条绳上的蚱蜢”，合穿一条裤子共同违法作假证？作为侦查人员明知作假证的后果，为什么会铤而走险？是经不起利益诱惑还是某些上级领导的指使？背后究竟有什么“猫儿腻”……
无论如何，既有事实都已表明，此案不能不了了之。希望当地检察机关不再沉默，积极履行宪法赋予的法律监督职责，拨开迷雾，查明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