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红头文件监督力度有多大
欲创“百年经典”，先要“统一窗帘”。如此管理思路不免令人哑然失笑，而当如此荒唐的思路经由红头文件付诸实施的时候，带给人们的也就不仅仅只是一个笑话，而是如何维护“红头文件”尊严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
所谓“红头文件”，是指政府发出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因其集指导性、强制性于一身的特殊性质，往往被人们视为“尚方宝剑”。然而，长期以来，这样的“尚方宝剑”屡有被滥用的倾向——干部统一更换彩铃、机关下达喝酒任务、当然，包括此次沿街统一更换窗帘。
干部用什么样的彩铃、机关喝什么样的酒、市民用什么样的窗帘，所有这些显然都不属于公共事务的范畴。政府下发“红头文件”强制统一，无疑是把原本属于个人偏好的私人行为给公共化了，这显然是政府职责的一种严重错位。
“红头文件”虽不是立法资源，却也是必须考量成本与效率的行政资源，如此片面纠缠于那些既不该管又不好管的琐事，究竟能有什么样的意义？
审视此次“统一窗帘”事件，不免令人困惑——如此遭到反对的规范性文件，起草之时有没有广泛听取公众的意见？大部分居民都不知有此规定的情况下，相关规定是否及时向社会公布？
滥用“红头文件”的事例屡见不鲜，正是为了确保“红头文件”的科学和规范，各地才相继面向外界开放“红头文件”的决策过程和具体内容，而能否取得实际效果，关键在于强调公众的参与和监督。然而在“统一窗帘”事件的决策过程中，公众却再次缺席。没有了决策过程中的参与和监督，开放“红头文件”内容的意义必然大打折扣——开放姿态的要义在于提请外界监督、助推民主科学决策，如果只是摆着一副“事已至此，你奈我何”的姿态，公众到底还有多少参与的热情，确实值得怀疑。公众参与的热情在闭门决策的过程中，一点点损耗殆尽的时候，无论规范“红头文件”的初衷多么美好，终不免沦为一纸空文。
公共决策面前，民众理应拥有自己的发言权，事关自身利益，民众才是最为有效的监督者。
在这起创“百年经典”先“统一窗帘”事件中引出人们更多地追问——公众对“红头文件”的监督力度到底能有多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