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账员九年吞千万，贪污奇迹怎样炼成
在贪污数额上，张丽萍丝毫不逊色于近年来落马的大部分高官。如果说高官蜕变成巨贪，正如许多贪官在忏悔时承认的那样，制度对一定级别以上官员的约束太无力的话，那么对于一个至多科员级的报账员来说，她并没有用公权力“变现”的权力资本；她贪污的方式诸如涂改报销凭证数据、冒充领导签名、利用假发票冲账、把假发票的数额扩大等方式，实在“太没有技术含量”，应该很容易就会露出马脚。
但是，就是如此低级的贪污方式，当事人竟然在九年内始终逍遥法外，而且事态败露也非正常的制度规范结果，只是拜审计部门对沙头街道办领导进行离任经济责任审计所赐。如果不是“拔起萝卜带出泥”，恐怕这只“九年贪千万”的硕鼠，依然继续创造着“贪污奇迹”。而这一点，才是整个事件中最为关键的地方。
对此，深圳市福田区区长李平认为，这一案件也暴露出区会计核算中心监督不严的问题，自该案发生以来，区会计核算中心加强了内部管理，加大了监督力度。而且，福田区审计局局长黄勇认为，这显示了报销程序上不完善的问题，自此事件后，福田区专门将从前需要手写的报账单，全部更换为用电脑输入，避免财务人员人工改写账目，所有数据也都在电脑里保存下来便于监管。
在我看来，官方对事件的表态指向的都是“技术性原因”，而问题的本质是公共财政约束乏力。按理说，街道办作为县区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它的开支要纳入区级财政预算，由严格的预算决算程序进行监督，而任何超出预算的开支，除了要履行必要的审批手续，审计部门必须进行依法审计。可以说，每年贪污100多万元的“预算漏洞”以及年年进行的预决算监督，都会成为当事人蜕变成“硕鼠”的良机。
在回应张丽萍作案近十年为何以前未被发现的质疑时，审计部门的说法是，“因为审计部门人手有限，对每个单位年年审计，不太现实”。也正是这种“不太现实”的现实，使得公共财政对于一个准行政机关的约束，几乎处于空白状态。也就是说，预算监督在某些场合形同虚设，严重到甚至单位主管财权的“一支笔”，都不清楚到底有多少预算开支以及实际的财政支出流向何处。
无法也没有进行明细化的财政支出，再辅以没有严格限制的财政支出约束，就构成了“九年贪千万”最真实的“原生态”。这样的公共财政约束环境中，在报账程序上“假公济私”实在太容易了，容易到甚至用最“小儿科”的造假手段即可得逞。没有什么是想不到的，只有敢不敢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