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母亲也许是草民
发现童年时把自己高高背起的那个父亲不再伟岸和高大的那一瞬间，为男人青春期的反叛提供了体力和精力上的优越证明。但谁都会衰老，对自身衰老的恐惧，为男人提供了同情和谅解父亲的可能，当然也包括对母亲的天然怜惜。于是，在所有的书写中，无论中外，“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母”成了作品扉页上最常见的献辞。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难理解台湾文坛的领军人物张大春3月底携家族小说《聆听父亲》（2008年1月，上海人民出版社）访问大陆时受到余华、莫言、李锐、蒋韵、王安忆和阿城以及众多读者高规格热情接待的缘由了——对于偏重叙事的中国读者来说，家族小说格外的亲切——在血缘和文化上提供了“寻根”的双重途径。
同样的道理，人到中年的“痞子”王朔在敝帚自珍的传记《致女儿书》（2007年9月，人民文学出版社）中，郑重其事地讲起了“关于咱家我这一方的来历”、“关于爷爷奶奶”，他还说出了无数柔情似水的话：“只有你可以使我掏心扒肝，如果我还希望一个读者读到我的心声，那也只是你”，“用我的一生为你的人生打前站”……《致女儿书》不妨和王朔长篇私小说《和我们的女儿谈话》（2008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对照来读。真诚，并不能保证文学品质的必然提升，但中年作家们集体性地追溯家族史还是耐人寻味的。
最近，我翻了几本全书或部分章节写父母的好书，比如导演陈凯歌的自传《少年凯歌》和女导演彭小莲的《他们的岁月》。彭小莲的父亲彭柏山是上世纪50年代党内级别最高的“胡风分子”，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其母朱微明曾是《大公报》记者，1939年入党的新四军战士。在书中，彭小莲对她认为“胡风案”中加害过她父亲的人指名道姓，几乎是“一个都不宽恕”的个人审判。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微明手抄了10份彭柏山遗作《战争与人民》，总计300多万字啊，让女儿送给周扬、韦君宜等文化部门的领导人以寻求出版。这样的不辞辛劳只能用爱来解释了。
《少年凯歌》上世纪80年代末曾以《我的红卫兵时代》为题在日本出版并走红。在这本“我的自供书”中，陈凯歌最令我震撼的是对“文革”中批斗父亲的忏悔：“我突然觉得我在此刻很爱这个陌生人，我是在试着推倒他的时候发现这个威严强大的父亲原来是脆弱的一个，似乎在这时他变成了真正的父亲”，“如果我更大一点，或许会悟到这件事是可以当成一场戏一样来演的，那样，我会好受得多，可我只有14岁。但是，在14岁时，我已经学会了背叛自己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
几位中年学者的亲情文本也特别值得一提。批评家南帆在《关于我父母的一切》中的阐述可以代表同类文本的初衷：“父亲和母亲肯定是属于默默地生、默默地死的那一批草民。尽管如此，我还是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时代’这个大词。”
山东籍摄影家焦波在30多年里为“俺爹俺娘”拍了1．2万多张照片和600多个小时的录像。余秋雨给图文典藏版《俺爹俺娘》作序：“他把自己的爹娘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图像呈现给社会，有血有肉地告诉人们何谓中国伦理，何谓东方亲情，何谓华夏子民”。自从高中读过对我辈几乎有启蒙之功的《文化苦旅》后，我日益怀疑余秋雨作为写作者的真诚，但我相信他在谈论焦波和自己的父母的那一刻是真诚的。
对于有书写能力的儿女，对父母最好的感念就是通过文字让他们复活，让也许在大历史中默默无名的他们变得“有名”；对于书写还显得奢侈和艰难的人们，对父母最好的报答也许就是“爱要说出口”，哪怕是在年夜饭时借着一点点微醉的勇敢，哪怕是一年只说一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