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大众鄙视精英成为时尚
10年前，侨居悉尼的朱大可不无讽刺地用“盲肠”来描述澳大利亚“华文作家”当时的状况；10年过去了，回国的朱大可却遭遇了全民狂欢的反讽盛宴，“口水化垃圾化”的文学让他无可避免地掉头离去，甚至在花城出版社的新书《记忆的红皮书》亦被自嘲为“盲肠”之作。
上海太原路25弄10号，是上海旧法租界的中心，也是朱大可回忆的诞生地。《记忆的红皮书》依稀可见朱大可半个世界的思想脉络，不见叛逆，只存柔软。从某种程度上，记忆构成了我们的心灵史与传说，比起以国家记忆为代表的宏大叙事，私人记忆显得细微琐碎，但却因其更符合叙事伦理而自有力量，此前杨绛、章诒和、查建英等人著作大受欢迎即是一例。
上世纪60年代，朱大可的童年随着感冒一样流行的集体疯狂戛然而止；饥饿的青春在众神嬉戏的70年代登场，这个阶级异己分子通过阅读、音乐、戏剧等涉过“文革”岁月；80年代，朱大可以文学批评见长，同时也尝试电影、先锋艺术、诗歌、小说等艺术样式；随着1993年远赴悉尼，朱大可在地球那端彻底与文学隔绝；直到2001年回国，与文学毅然“离婚”，转向文化批评研究。
很多人批评朱大可是文化恐龙、滥用语言暴力，他对此很无奈。他认为，文化的误解与误读无处不在，“批评不是否定”。
在某种意义上，话语先于思维。转型时代的身份转换，首先带来话语的转换，以此消解变革动荡带来的焦虑与阵痛。对应中国文化思潮的历史，注重话语研究的朱大可认为，在近30年间，公共领域话语权由知识分子不断向大众转移：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精英文化主导的文化繁荣时期，文学是主要样式；而90年代中期开始，则是大众文化尚未建立、精英文化严重受挫、文化断层的时期，文学开始式微；2000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的无名氏效应，形成当今网络哄客为代表的流氓话语，大众反讽开始无所不在，知识分子被彻底边缘化。
“大众鄙视精英成为时尚。”朱大可认为知识分子并没有完成启蒙的使命，逐渐被大众抛弃，不过所谓“大众”，比起如今仍旧在沉默的大多数，仍旧是一种少数，“除了网络大众之外，目前中国的最大群体，仍旧是沉默的大多数，很少有人为他们代言，也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朱大可不无忧郁地认为，“沉默的大多数”一旦上网发言，最大可能是重蹈网络哄客的覆辙。
朱大可出生于1957年。过去，朱大可曾经是文化思潮的参与者与主导者；如今，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或许更多是一个旁观者，他的话语亦淹没于民众口水的汪洋之中。对此，他无奈地叹道：“个人话语的螳臂，又何以能阻止汉语衰变的历史巨轮？”
红皮书作为国际外交用语有警示之义。“文革”也曾产生了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红皮书”。在集体失忆的当下，朱大可新书的书名有着双关隐喻之义。关于“文革”记忆这一辑，亦是书中比较受关注的部分——大革命年代的衣食住行人情世故，透过少年朱大可的回忆，点点滴滴，娓娓道来。“‘文革’无疑是黑暗时代，但是因为个人原因，始终有些闪光点与温暖。”
如果这几十年可以重过，朱大可会选择什么年代呢？“也许还是‘文革’之前的童年吧。”朱大可觉得创作状态最好的还是1987年到1993年这段时间，新书中也收录了一辑哲学随笔专题，主要就是他那段时期的产物。此外，还收录10多年前创作的小说与诗歌，他对二者水准评价不低。
别致的装帧、精美的插图、轻盈的分类……《记忆的红皮书》乍看上去与朱大可过去那些严肃学术著作大不相同，“挺适合漂亮女孩子拿在星巴克阅读，不过不会卖得像于丹那样火，那样我该不好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