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黑除恶，缘何见“黑”不见“伞”
我们国家并没有像意大利的黑手党、日本的山口组这样纯粹的黑社会组织，有的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刑法规定的也只是“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黑社会性质组织毕竟只是黑社会的雏形，它的背后，也不一定都有“保护伞”。2000年，最高法院在一个司法解释中规定，“保护伞”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主要特征；2002年，全国人大一个立法解释中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并不一定需要“保护伞”。
一千多起涉及黑恶势力的案件，只有3个案件中发现8个“保护伞”，可能有这样的原因：部分地方公安、司法机关立功心切，将一些并不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要件的犯罪团伙，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了。我所知道的一些地方，在“打黑除恶”的专项斗争中，每打掉一个黑社会性质组织，就会有一笔巨额奖金和一批人员立功。如此奖励之下，一些普通的犯罪团伙就往黑社会性质组织上靠了。
但是，主要的原因并不在上面这些。黑社会性质组织毕竟是反社会的，他们要形成“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没有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绝大多数至少是相当一大部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是有“保护伞”的。“一千多起涉及黑恶势力的案件，仅发现和查处了黑恶势力‘保护伞’3案8人”的现象形成，我倒有一些想法，想求教于大家：
其一，有没有可能比较大的、影响比较恶劣的黑社会性质组织，还没有得到查处？因为那些大的，影响恶劣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恰恰因为“保护伞”的存在而能长期逍遥法外。这就形成有保护伞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查处不了，而查处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恰恰没有“保护伞”。
其二，查处黑社会性质组织容易，打“保护伞”难。黑社会性质组织本身在一个地方就已经是牛气哄哄，而要当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不是重量级的人物根本不可能。有些地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就是当地的公安局长、副局长。比如，原四会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就是赫赫有名的广东四会“龙兴社”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有的“保护伞”还是当地的“打黑领导小组”的领导。比如，原湖南省永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王石宾，兼任永州市打黑除恶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当地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大伞”；还有的地方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干脆就将当地的党政主要领导拉下水。比如，盘踞福建省顺昌县长达10余年、无恶不作、双手沾满鲜血的“徐氏”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是原顺昌县委原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李建。这些重量级的“保护伞”，指望当地的公安机关来查处，无异于与虎谋皮。
要打黑，特别是打掉“保护伞”，我不吝浅陋，也给李书记支几招：其一，了解地方有哪些真正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不能等当地公安机关的汇报，得多下基层，听听群众的呼声。其二，打黑不能指望当地的公安机关来“打黑”，“打黑”非得由上一级机关组成专案组来查处，而且还不能走漏风声。其三，打黑仅仅靠公安机关一家还不行，得与检察机关、纪检机关形成打击的合力。当然，要让“保护伞”无处生根，最重要的是要完善地方的民主制度建设，让群众有权将那些“保护伞”选下台。毕竟，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