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惦念
我吃惊地抬起头，一眼看出来者是位农民大叔，很少出门的那一类。他的表情是极不耐烦的，皱着眉头，好像不太愿意和我啰嗦。递到我面前的是个塑料袋，里面装的居然是小半袋大米！
我一时没弄明白他的动机，条件反射地说：“您……问问他们吧……”
我指的是那群“小红帽”。农民大叔又生硬地举着这袋米，往“小红帽”扎堆儿的地方去了。看来也是来捐献爱心的。不过，就那么点儿米，派得上什么用场啊？
只在一瞬间，我忽然明白过来———他是当地的，他也是受灾百姓，现在留在身边的粮食也不多了，却偏偏匀下了小半袋米，给更需要救济的人送过来。
他一定是看我穿着军装才过来找我的，而在内心里，他一定也有点儿羞愧：只有这么点儿了。感觉到自己的微不足道与力不从心，所以他会用更粗糙的语言与行为，掩饰内心深处的不安，维护那一点儿可怜的自尊心。
我后来一直后悔自己反应太慢，没有把镜头对准那位表情不耐烦的、提着小半袋大米的农民大叔，他至少做到了两件特不容易的事情：一是把自己的救命口粮匀出一点儿救济别人。二是甘愿冒被人嘲笑、伤害自尊心的危险，做着哪怕是微小的善事。
在绵竹九龙古镇，抗震指挥中心的门口守着两个战士，眼瞅着来了一位老人，也是残疾人，他脖子后面突出地长了一个比拳头还大的肉瘤，看着怪人的。
一见到穿军装的战士，老人就很激动地掏出一个本子伸到他们面前，仔细看了看，是存折。我以为是老人到这时候了还要来捐款，算是个新闻点了，我立即把相机拿出来，对着老人和战士就是一阵猛拍。
在拍的过程中，老人屡次把存折拿出来，打开，让战士看那上面的数目。
“不晓得还取得到不……身份证遭埋到里头了……”
原来他是担心，地震了，存在合作社的钱是不是还可以取出来。而这个钱，是他看病、吃药乃至生存的基本保障。
小战士很为难，这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围，只有再三向他解释，这件事，当地政府会解决的。老人又问什么时候可以解决，小战士又为难地说：这个……我也不知道……
后来老人半信半疑地离开了。他的背影有些趔趄，后脖上的肉瘤显眼地随着步履一抖一颤。
他不是我所以为的“高尚捐赠者”，却依然让我感触很深。能够活下来固然幸运，可怎么活下去，还是一件艰难的事情。
路上有一男一女两位街坊站着在聊天，大哥愁眉苦脸地说：“可怎么办呢？身份证给人家压进去了，找了好几天了，就是找不着……”
上前询问，原来大哥的老婆是人寿保险业务员，地震之前刚刚给一家客户办好了一单保险业务，客户的身份证、户口簿包括保单都还在自己家里，正准备给人家送过去呢，地震了，房子垮了，什么都埋进去了。
“肯定是要用到这些东西的，”大哥说，“现在有几家好好的？”
他估计客户需要理赔，需要用到那些证件和资料，可在倒塌的房子里找不着，急得他上火。
到底是淳朴人家，按说自家房子倒了，一般人都会担心自己的财物，可这位大哥想的是别人，妻子的客户，需要得到赔偿的人。做得到这一步，也许是出于职业诚信，也许是做人原则，无论从哪一点上说，都是让人敬佩的。
就在同一条街上，有位乡人给我远远指示过一堆废墟，在那幢垮塌的房子里，砸死了一个人，本来地震时那人是跑出来的，他又冲进屋去———要搬电视机出来，结果被倒下的房屋埋住了。
人对物质的依赖，也许是超过我们所自以为的吧？不然，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每次灾难发生时都会听到呢？那个乡人不是不知道去搬电视机的危险吧，但在那一瞬间，他的闪念是什么呢？如果在生命的最后一瞬间，脑子里留下的仍是某种物质的痕迹，我觉得，一世为人到这种地步———太亏了。
走了不少地方，遇到不少人，经历了大难，能够看得开的，到底还是少数。在绵阳九洲体育馆，我一连采访了好几家难民，都是家里人幸免于难，但房子垮塌了。在我看来，这已经是非常不错的结果了———就像俗话说的，人没事就好，但很奇怪，他们往往并没有应有的庆幸感，而是愁眉苦脸地一再强调：房子没了……啥都没拿出来……一辈子的财产都在里头……
我总是劝他们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和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比起来，失去财产，真是多么轻微的损失！
有一家四口，夫妻俩带着一对可爱的双胞胎女儿，一岁多的女儿们睡得甜甜的，并不知道这是逃难途中。
见我拍照，两口子很乐意把孩子贡献给我的镜头，然后那位当妈妈的就说：“你是当兵的，我找你办件事情吧？”
我穿的是迷彩服，还配了军衔，一听这话，马上一脸郑重，感觉一个重大的嘱托就要交付于我了，说不定是打听某个人的生死下落，或者，这对女儿不是他们亲生的，现在要寻找亲生父母？
真是文学作品看得太多了。
女人笑嘻嘻地说：“你跟他们（管救灾物资发放的人）说一下嘛，给我发几件宽大点儿的衣服嘛，每次发衣服都没有我合适的———小得很哪！大号衣服看都看不到！看嘛，我就剩身上穿的这件了！”
她丈夫也跟着笑起来，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她生了娃娃就胖了，你看她好胖嘛，哪有合适的衣服穿嘛。
当时我很难理解，在很多人都在为自己生死未卜的亲人担忧的时候，你们一家人好好的，还不知足，连一件衣服合体不合体也当成一件大事来抓，这在目睹了不少悲剧的我看来，实在难以容忍。
后来我慢慢接受了一些。人活着，要求的层次总是不一样的。没有落到某一种地步，就不可能站在它的基础上考虑问题。
我也努力回忆5月12日那天成都受地震波及后的情形，楼房剧烈震动，大家逃到外面去，一片茫然、慌乱，谁也不敢回到房间。我受同事提醒，首先想到的是买帐篷。帐篷搭好，把家里老人小孩安顿好，听到另一位同事说，我冒死爬楼回去把银行卡拿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他说得极是，应该带点儿最珍贵的东西出来。于是也“冒死”回家———好在家在一楼，想来逃命也可以逃得快点儿。
现在我可以慢慢清点一下，在最慌乱的时候、逃命的时候我拿了什么东西出来：
移动硬盘（里面有家人的数码照片和我所有作品的电子文档）；银行卡；证件；结婚证（居然拿了这个，或许是怕万一被埋了不好补办吧）；孩子的出生证明、独子证、医疗证；结婚戒指（婚礼之后就没戴过，成了纯纪念品）；老公在外训时给我亲手磨的一个石头项链坠（本来就放在结婚钻戒的盒子里的，因为同样珍贵）；手机；通讯本；钱包；钥匙；家里所有剩下的零食（如饼干、小面包、方便面之类）；MP3（可以打发逃难时期的无聊时间）……大致就这些了。
本来还想到了笔记本电脑和数码相机，都是我的至爱，但是———亲爱的，你们太沉重了———放弃。
这一点，我自信比抱电视机的人要识实务。
还有个细节：在收好一大包东西，准备冲出去逃命之前，我在梳妆台前猛地“刹车”，梳妆台上林林总总的化妆品充满诱惑地招摇作态，最后我在紧急时刻把手伸向了唇彩———居然思考了一秒钟，选择了自己最喜欢的那种颜色———然后才心满意足地冲出门去！
如果在那时遇难，大家可以批评我“死爱臭美”。
是啊，我们活着的时候，是多么惦念那些琐碎的俗世享受啊！
在这次对地震灾区的采访中，我最羡慕的一个人，是我在彭州龙门山镇遇到的一个老婆婆。龙门山镇受灾相当严重，其中一处叫“银厂沟”的景点，两边的山被震得跳起来，一起填盖了下面的沟。整整两座山，生生地合成了一座。
那位老婆婆缓缓经过，我问她，太婆，上哪里啊？
她回头看见我，笑眯眯地说：回屋去。
家里人还好吧？我看她状态不错才敢问这句。
人没得事，房子不行了。
她又跟我诉说苦恼：哎呀，昨晚上下雨，把铺头（床）打湿了！你说嘛，这个地震弄得，把铺头都打湿了！媳妇还躺起的（似乎受了伤），我要去晾铺盖（被子）了，你看嘛，现在出太阳了，就怕它下雨，把铺头弄湿……
她絮絮叨叨地走远了。
这场翻天覆地的大灾难，对于她来说，最大的苦恼就是把被子打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