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感 安全感 凝聚力
今年年初,作为南方雪灾的亲历者,我欣喜地发现,在严重的雪灾面前,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好像被“激活”了,人们彼此之间的信任、互助和协作在不同范围内和不同层面上活跃地表现了出来。而作为汶川大地震的观察者,我在为数以万计的死难者感到悲痛扼腕之余,也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社区)的健康和强大感到骄傲。我们看到,在这个大社区当中,彼此之间,不论贫富贵贱,不论天涯海角,是把对方作为“我们中的一员”来看待的,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各种类型的互助系统和亲情系统的存在,给予了灾区群众以及整个社区的成员(中华民族)以切实的安全感;面对举世震撼的地震自然灾害,人们互相之间积极照应,通力协作,显示出强大的民族凝聚力。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经历灾害的检验,社区的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依然存在,中华民族这个大社区依然如此健康和强大,那么,我们曾对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的担忧会不会是多余的?回答是否定的。
首先,正是因为有着强烈的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作为坚实的非物质基础,各种救济物质以及款项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以筹措,物质援助的作用才可能发挥到极致,我们对灾区的援助才可能如此有序有力有效。这一点正有力地说明了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之于社区治理的重要意义。
其次,客观地讲,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在总体层面的表现是令人欣喜的,但也还存在令人担忧的地方。在媒体报道中,我们看到了双目失明的90岁老先生将自己的养老钱捐献出来资助灾区群众,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有少数不法分子篡改网上捐助账号,试图借此发“国难财”。可见,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的存在状态并没有达到我们可以安心“睡大觉”的境界,更何况还要一直不断地接受来自市场等方面的影响力的挑战。
应该看到,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不应该仅仅是紧急规范情境中的反应,而且应该成为一种日常惯例或生活习惯。这既是一种境界,也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目标。因此,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的培育既是重要的也是必要的,无论对我们中华民族这个精神大社区而言,还是对具体的行政社区而言。汶川大地震之后的重建工作已经开始,从社区治理角度来讲,大兴土木之时也是社区重建的契机,尽管我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丝毫不能放松对公共性的重视和实践,丝毫不能放松对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的培育,努力做到寓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的培育于物质基础建设当中,切实营造物质建设与精神建设相辅相成的局面。
用砖瓦铺就的只是house(房屋),只有加上“爱”——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才能成为home(家园)。心理医生的援助毕竟是暂时的,心理医生的数目毕竟是有限的,完整意义上的社区才是心灵疗伤休憩和生产生活的稳固家园。所以,呼吁灾区重建,以认同感、安全感、凝聚力的培育为重中之重的重建,不是一种浪漫的怀旧情怀,而是一种理性,一种大灾之后的理性,一种由获利动机向生存动机回归的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