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与民族自信
上世纪70年代，英国曾经爆发一次大规模的辩论，争论的主题是究竟要不要保护“文化遗产”。以历史学家休伊森（Hewison）为代表的“反遗派”认为，文化遗产在英国雨后春笋般出现，揭示着英国人对国家和文化自信心的衰落。在他们看来，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和文化遗产的数量是成反比的，对今天越不自信，对过去就越顶礼膜拜。他们秉承尼采的观点，认为：一个沉迷于和自己的过去玩游戏的民族，注定要被淹没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所以，“反遗派”认为，文化遗产是文化进步的绊脚石。
休伊森等人还认为，关注历史和保护历史遗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大部分文化遗产带给人们的，是被扭曲了的历史。而历史的真相，则早已在它成为“遗产”的那一刻被遗忘了。这是“反遗派”另一个重要的论述，他们批判所谓的遗产并不是人民大众的遗产，而是少数“文化贵族”所控制的文化资本。他们用“文化银行家”（cultural banker）来称呼这些人，形象地描绘出了这一类人的特征：他们掌握着文化资本，按照自己的理解对遗产进行解读，将遗产变成了一种商品。真正创造这些历史财富的普通百姓，却与历史渐行渐远。
“反遗派”的批判听起来很极端，但这些批评的声音却起到了正面的效果，美国的文化遗产保护吸取了英国的过度沉醉于历史和过度“贵族化”的教训，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作为文化保护的主题，获得了不错的成效。同样，“反遗派”的声音也很值得中国的文化遗产保护者借鉴。首先，我们在认真对待历史、保护遗产的同时，要时刻保持一种向前看的姿态，决不能沉迷于过去。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遗产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坚实的立足点，但也仅仅是一个立足点而已。历史是一面明镜，我们照镜子，则是要以更自信的形象去迎接未来。利用好文化遗产这个立足点，我们才能在过去、今天与将来之间搭建一个文化传承的桥梁。
其次，要还文化遗产于大众，因为人人都是文化遗产的参与者。开平碉楼和福建土楼，都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是极具生活元素的文化结晶。它们于去年和今年的相继成功入选“世遗”，将成为遗产回归大众的一个良好契机。与此同时，其他诸如故宫、长城等皇家色彩浓重的遗产，也需要尝试在保护与旅游开发过程中注入更多的平民情怀：减少枯燥的说教，还原历史的真实，让普通游客在触摸历史的旅程中提升文化的自信。
“反遗派”作为一个反思性的文化团体，会长时间地存在下去。而保护文化遗产的宏大事业，也将在与“反遗派”的不懈斗争中，不断反思，不断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