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靠群体性事件来发现问题
这么一个到处伸手的派出所所长是怎么倒台的？说来有点奇怪：是因为农民围攻派出所引起检察院的调查，才顺便查出了派出所所长这个“毒瘤”。也就是说，黄萌的恶行暴露是上级查处“群体性事件”的一个“副产品”。
过去，我们说对贪官的监督很不到位，许多贪官的暴露不是纪检监察部门查出来的，而是某个意外的场合“带”出来的。如小偷偷出贪官、地震震出贪官、情妇举报贪官、日记露出贪官等等。现在，我们又多了一条发现腐败的新渠道：通过“群体性事件”来查出背后的问题，挖出背后的贪官。海南文昌市锦山镇通过群众打砸派出所，使派出所所长现出原形；更典型的则是瓮安事件，由一件简单的刑事案件，演变为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再从群体性事件，让背后几乎是腐败而又瘫痪的公安部门，甚至县级政权组织的严重问题大白于天下。
应该说，靠意外的事故把贪官、昏官“带”出来，反映出监督的疏漏。而靠群体性事件让贪官、昏官现身，问题更加严重。第一，它反映出官僚主义已经严重到了何等程度。一个派出所所长靠乱罚款、收“保护费”、当“黑社会”的保护伞聚敛千万财富，其恶行路人皆知，可上级机关居然一无所知，他们岂不是都昏昏睡去了？瓮安县积累了那么多严重问题，如果不发生此次群体性事件，主管领导居然一无所知，算不算失职？第二，说明老百姓受苦太重了。群体性事件发生，一种是老百姓愤怒而起，即使真的背后有坏人，也是利用了老百姓的情绪。第三，靠群体性事件发现问题，代价太大，损失太重，影响太坏。就以瓮安事件来看，其政治、经济、社会损失难以估计。如果说终于揭开了瓮安问题的盖子是一大胜利，那么，如此巨大的代价真的是必须付出吗？
社会转型时期诸多矛盾交织，其来源既不是群众觉悟不高，也不是背后有“不法分子”，往往是基层政府和部门不能依法行政。当基层政府不能依法行政时，老百姓几乎没有救济的渠道和抵制的途径，唯一的办法是上级政府的监督和纠正。正因为如此，不断上访、引起媒体关注，成为老百姓解决问题的办法，其原则就是“把事情闹大”以引起上级的查处。当“把事情闹大”的“经验”，又发展成为靠群体性事件解决问题时，恐怕决非政府和人民之幸。所以，一方面要赋予老百姓监督地方政府的权利，一方面要疏通下情上达的通道。而对于已经发生群体性事件的，上级政府官员也该负连带责任，担当失察之罪。锦山镇派出所所长的上级，县公安局可以全身而退吗？管着瓮安县的市里的官员，也该有人丢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