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
“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相信他不在了，老想打他的手机和他唠唠。”上访群众王俊秀说。
“每天早上一到信访局，就觉得他还在楼上办公。”他的同事于守福说。
“我一直不敢想爸爸真的走了，我总觉得他还在和我说话。”他的女儿潘鹤说。
……
最“烦难”的信访局长
2006年9月28日，一纸任命把潘作良调到了辽中县信访局。
曾经有信访工作者戏言：做一段信访工作等于判了“有期徒刑”，长期在这儿工作等于判了“无期徒刑”。
老百姓有烦心事，不论事情大小，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信访局。信访局的工作人员，每天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张张怒气冲冲的脸，听到的是各种哭声、骂声和埋怨声，遇到的是一个个扯不清理不明的问题，做不完的是一件件有千丝万缕联系的烦事、难事。
这些情况，早在上任前潘作良就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面对亲朋好友的劝告，他毅然决然地来到这里。
对于信访局这些烦难的事情，潘作良有他自己的解决办法。很多官司是多年留下的疑难杂案，关系错综复杂，很难理出头绪。有些官司不光涉及到司法部门，还涉及到其他各个行业。
辽中县满都户镇刘家村村民齐静，她的女儿在一家小医院做剖腹产手术时，医院将其子宫切除。这场官司非常难打，经常出现各种扯皮现象。于是，她去北京找卫生部，想看看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在北京，她遇见了辽中县公安局的陶庆友。陶庆友了解到她的情况后，给潘作良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对她说：“潘作良是新上任的信访局局长，人很正直，你去找他试试看吧。”回到辽中，齐静找到潘作良，“潘局长让我别急，他一定给我解决。”
潘作良仔细了解了事件的经过，进行了认真的调查。他主持召开了6次协调会，和县卫生局的领导向沈阳医学会的专家咨询鉴定方面的有关程序，有时等专家鉴定的结果，一等就是一天。
2008年4月17日，齐静的官司胜诉。“除了17万元的赔付款，因为我女儿离婚后精神不好，他还帮着给我女儿申请了低保。”每当说起这件事，齐静都忍不住流下眼泪。
在上任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里，潘作良就接待群众来信来访3848人次，平均每天六七次，直接办理重大疑难信访案件107件，息访104件。他逝世前的通话记录足以反映出他的工作强度：3月为1201条，4月为1444条，平均每天40多个电话。
2008年4月19日，沈阳市开展信访稳定工作“百日会战”，潘作良更加忙碌。20多天来，他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亲自办理信访案件，沈阳市交辽中县办理的51个案件，到他逝世前，已息访23件，名列全市第一。
最“火爆”的信访局长
对上访群众平易近人、温和贴心的潘作良，在工作中则完全变成了另一种人。
潘作良的急脾气在信访局里是有名的。“工作多，事儿多，上访群众多，我们这是协调单位，不是行政单位。有时，有的负责单位在案件上来回踢皮球，他也真跟人家急。”当时任信访局副局长的安保连说。
群众上访的事情都是急事，有时，负责单位在信访局开了“督办”单子后，两个月不给回信，潘作良半夜给人家打电话追问，几句话没说完，就了吼起来。事情解决后，朋友还是朋友，哥们儿还是哥们儿，逢年过节吃饭聊天两不耽误。
“他就那样的人儿。”辽中县农村合作经济经营管理局副局长佟卫军说，他理解潘作良的急性子，不怪他对同事或是各单位负责人“急眼”，有些事是等不得的。
在上访的群体里，有一批是1968年的老知青，她们上访要求办理退休手续，解决养老金问题。从2003年开始上访，光北京就去了13次。
这些老知青们说是农民却没有土地，说是非农又没有单位。信访局不是行政部门，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潘作良同情这些老知青，他听说苏家屯的老知青问题得到了解决，他前前后后去了苏家屯5次，又去其他地方了解当地部门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
最后，潘作良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协调的好办法。2007年11月中旬，他到沈阳市劳动局“硬”给她们要来了一笔生活补助费，交由社保领取。这笔费用按生活补助走账，在养老保险里发放。
期间，他去北京做了一次开颅手术。在家里刚休息了半个月，听说这批老知青又去了北京，他急了。他在市劳动局局长屋里“赖”着不走，非逼着局长给他写出书面证明并盖上红戳。潘作良说：“你到时不认账怎么办？这些老大姐没个凭据也不能回来啊。”
有了这纸盖着市劳动局红戳的手写证明，再看到潘作良还未拆绷带的脑袋，老知青们含泪和他回到辽中。这样，老知青们的低保费从 179 元涨到了420 元，2008 年1 月13日,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提高到650元。
“在县里这些老知青是上访者，到市里和劳动局局长谈时，老潘都变成上访者了。”佟卫军打趣地说。
老知青刘玉兰说：“民心是杆秤。领导干部只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事，老百姓就会永远记着他！”对潘作良这个“兄弟局长”，她感谢，但更多的是信任。
潘作良没有让信任他的人失望。
本报沈阳7月1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