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国内控烟遭遇法律盲区

    今年已经76岁的臧英年，称自己为“控烟老义工”。这位退休后回国的美籍华人，16年来奔走呼号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控烟。

    “控烟主要做三方面的工作。”臧英年总结说，“一是防止青少年吸烟；二是协助烟民戒烟；三是避免二手烟危害他人。而要做好这三项工作，需要社会、学校和家庭三方面的共同引导、宣传和监督。”

    但中国现在的吸烟状况让臧英年很痛心：“社会上随处可见吸烟者；许多家长、学校老师都吸烟，没有给青少年树立良好的榜样；学生之间彼此鼓励吸烟。而所有这一切都没有人管。”

    至于造成这样一种糟糕局面的原因，臧英年认为一是不存在严格的约束力量，对烟民形成的压力不够大；二是缺失帮助烟民戒烟的正确手段、方法和制度；三是许多政府官员、家长、医生、教师和知名人士都是吸烟无度，对社会风气形成了不良的影响。

    “烟瘾是一种慢性病，戒烟不能光靠烟民自身的毅力。”臧英年说。他将烟民戒烟时碰到的问题总结为四个“不”，即不敢、不肯、不必、不会——烟民不敢戒烟，是因为忍受不了戒烟的痛苦；不肯戒烟，是由于具有一种‘抽烟导致的疾病离自己很远’的错误观念；而现在中国整个社会环境、社会风气纵容烟民吸烟，到处都可以吸烟，没有戒烟的必要；烟民也不会戒烟，因为不知道戒烟的正确方法是什么。

    此外，受二手烟危害的人大多十分被动，不知道怎么规劝、制止他人吸烟，也不知道吸烟对环境的危害。而现在报纸、电视上变相的烟草广告更是误人匪浅。“现在电视拍烟草广告，不明着说某某烟，而是说某某集团，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那就是烟草广告，怎么就可以默许这种广告大行其道而不加禁止呢？”臧英年愤慨道。

    而要解决当前中国控烟面临的诸多问题，臧英年认为首先政府必须加强控烟力度，应该通过全国人大选举通过《烟草防治法》，制定具体法律法规实践、标准和强度化控烟措施。“在中国，民众其实还是乐于响应政府号召的。我这次去‘鸟巢’看奥运比赛，里面规定看台、厕所都不准吸烟，就没发现有人在那里吸烟。这说明如果有严格的规定约束，烟民是能承受得了的。”政府能做到的至少有三点：第一、增加烟草的税收，这样至少可以让年轻人和穷人买不起，降低了吸烟率、减少了吸烟量，又增加了国家税收。现在中国征收的烟草税一般为30％左右，远低于美国的70％以上的税收。第二、按国际规定在烟盒上印吸烟导致的疾病图片，中国虽然加入《世界控烟公约》，按规定是应该早就将那些图片印在烟盒上的，但中国总喜欢拖到最后一年才开始执行。第三、加大媒体公关宣传，做大量公益广告。

    另一方面，需要共青团、妇联、全国总工会等各种组织和团体的力量。要有维护自己集体中成员健康的意识，形成风气；要让戒烟成功的人去传播、宣传自己成功戒烟的经验；最后，不抽烟的人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权利而战。但是同时，中国更要加强和推广戒烟的服务和治疗。

    “控烟问题在中国是可全民介入的最重要、最有意义也将最有成效的活动。”臧英年强调，“我认为比举办一届奥运会、关注奥运会中国又得了几块金牌等更有意义。因为控烟关系到所有人的健康，对所有人都有切身的帮助。”

    中国今天的控烟工作并不需要从头起步。臧英年认为，可以借鉴国际上其他国家好的控烟方法，然后针对中国国情择优选用。“两年前美国的布伦博格基金进入中国，给中国的控烟提供资金，不久前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宣布要支持中国控烟工作。现在的问题是外国资金都进来了，中国政府、企业家们在控烟问题上又该如何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