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厚明：从农民工到“康代表”
45岁的康厚明已是第二次走进人民大会堂了。上一次是2005年，他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来北京领奖。3年后，再次踏入这个庄严神圣的殿堂，康厚明的身份已是一名全国人大代表。
作为今年两会一个亮点，康厚明和胡小燕、朱雪芹一起，成为各大媒体追逐的对象。因为在他们3人的身后，矗立着一个两亿多人的庞大群体。他们的入选，标志着30年来一直奔波在城市和乡村夹缝中的农民工，终于赢得了全社会的尊重和认同。
“1978年我做农活还不行，当时我们家里负担比较重，我父母姐妹七个人，就父母干农活，挣工分。我大姐可以挣工分，二姐也可以，小的几个都在上学……我当时成绩不好，想到外面去打工，挣一点钱，给家里一点补贴。”回忆当年，康厚明感慨万千。
几乎所有的农民工都是这样开始走上打工之路的。
不过在1978年，中国还没有农民工这个概念，只有正式工和临时工。正式工肯定是城市户口，而临时工可以是市民，也可以是农民。在永川县（现重庆市永川区）永红机械厂，16岁的康厚明当了半年多的临时工，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和灰，提灰桶，或者帮师傅们收拾工具。当时带康厚明出去打工的，是他的大姐夫张铭怀，村里的一个木匠。
过去，中国农村有许多手艺人，每到农闲，这些工匠常常会被安排到城里做工，为公社、也为个人挣点儿活钱。但相对于未成年、不用给公社交钱的康厚明，张铭怀的收入反而少得可怜！
1980年6月18日，四川广汉向阳公社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代之以“向阳乡人民政府”，这成为中国改革史上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更深层次的改变，康厚明暂时还看不到，他唯一能感受到的是，虽然已经年满18岁，但没有人强迫他必须到田地里磨洋工了。恰好这一年，远在西藏当兵的舅舅回乡探亲，他给渴望出去挣钱的康厚明带来了希望。
1981年，春节过后没几天，康厚明便跟随在西藏军区服役的舅舅走进了雪域高原，在部队后勤处当一名搬运工。康厚明既不是石匠、也不是木匠，所以，要想取得生产队和公社的许可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为此，他的舅舅还费了很大的周折。
1984年10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县镇。这表明从1958年就实行的禁止农民进城务工的规定，第一次出现了松动。这一年，外出打工的农民一下子突破了2000万，是1958年到1978年20年总和的20倍。对这个突然涌现的群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雨林在《社会学通讯》上发表文章，第一次提出“农民工”一词，给他们尴尬的身份做了定义。随后，这一称谓被广泛使用。
但就在这一年，康厚明却在父母的催促下，带着打工4年积攒下的4000多块钱回到了四川，22岁的他在乡下已是大龄青年了。一个月后，康厚明和初中同学刘胜玉举行了婚礼。对生活在短缺时代的中国农民来说，能够娶得起媳妇，无疑是天大的喜事！
康厚明也有过自己的老板梦。
1986年，面对乡村兴起的各类乡镇企业，康厚明也动心了。当时虽没能力创办企业，但他希望自己能在打工和种田之外，闯出一条挣钱的新门道。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后，粮食的增产激发了农民从事养猪、养鸡、养鹅等副业的热情。见过一些世面的康厚明敏感地意识到，加工饲料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他率先承包了村里的粮食饲料加工厂。在加工粮食的同时，康厚明还自学电工技术，参与了乡镇的电网改造工程。
1996年，康厚明盖起了一座二层小楼，这在当地几乎是最好的房屋。不过，盖房子也花尽了康厚明的积蓄，他已经没钱再对房屋做任何装修。应该说，从1986年到1996年,康厚明通过10年积累攒下了4万元钱，在农村，这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存款。但和他远在广东打工的弟弟康厚健相比，收入却相差甚远。弟弟夫妻二人打工两年的收入，就远远超过了康厚明10年的努力，这一点对康厚明刺激很大。
1992年，在珠江三角洲，在长江三角洲，外资企业遍地开花。大量的工作岗位召唤着人们，“孔雀东南飞”成为对这段历史最好的注解。据调查，1993年，全国农民工达到6200多万人，比1989年增加了近一倍。
1993年年底，曾先后在重庆、新疆、大连等地打工的康厚健夫妇辗转来到广东，很快，他们在中山皮革有限公司手袋厂找到了工作。
1996年，康厚明与村里签订的承包粮食加工厂的合同到期了。在他的影响下，当地不少农民也购买了粮食饲料的加工设备，竞争日趋激烈。
1996年年底，康厚明带着妹妹康厚友和妹夫刘圣彬一起投奔在广东打工的弟弟。这是一家台资企业，收入比较稳定，但康厚明并没有停留太长时间。
1997年6月18日，重庆直辖市挂牌仪式隆重举行，山城又迎来了一个城市建设与发展的高潮。第二年，在大姐夫张铭怀的说服下，康厚明组织村里的30多个农民来到重庆市政一公司承包工程。凭着吃苦耐劳的秉性，康厚明和他的班组逐步站稳了脚跟。
几年后，弟弟康厚健夫妇也从广东回到重庆，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2004年2月8日，国务院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正式提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城市创造了财富、提供了税收。这第一次肯定了农民工对城市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于国家政策的调整，康厚明说不清楚；但对于自己生活的变化，他看得明明白白。康厚明常说：“农民工不怕受苦，就怕受气。”在他看来，只要不受歧视，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
2008年2月，康厚明和胡小燕、朱雪琴一起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工群体有了自己参政议政的直接代言人。
3个农民工代表分别出自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大西南，而这几个地区，正是中国农民工最集中的地方。这些背井离乡、渴望融入城市的打工者向理想又迈进了一步，在日益受到关注的同时，他们也可以通过自己的代言人，将所思、所想向全社会自由地表达。
夜深了，康厚明还在写着《关于完善农民工社会保障》的议案，目前这份议案已经收尾，他准备把这份议案带到2009年春天的人民大会堂。
电视报道见今晚20时央视经济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