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用理性的眼睛看中国
1979年李泽厚出版了《批判哲学的批判》和《中国近代思想史论》，随后是《美的历程》、《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在这些著作里李泽厚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锋芒。美学热的不断加温演变为后来的文化热，思想力的辐射照耀了文化、艺术、影视领域激进的实践者，最后汇聚成20世纪80年代涤荡中国社会的新启蒙运动，李泽厚以他的自由思想、理性激情和诗意的表达确立了他在新启蒙运动中的领袖位置。李泽厚的美学和思想史论著，以及他所提出的许多概念，比如积淀、异质同构、儒道互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巫史传统、人化自然、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结构、救亡压倒启蒙等等，成为中国思想史的重要资源，也成为文学和艺术家们进行创造实践的思想资源。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士林说，李泽厚是在一个不能出现思想家的时代中出现的思想家。“20世纪中国真正产生具有创发性思想的哲学家只有两个，上半世纪是冯友兰，下半世纪就是李泽厚。上半世纪有更宽松的学术自由的环境，诞生了鲁迅、胡适、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产生了冯友兰这样的哲学家；20世纪下半叶则是很难出现哲学家的时代，东西方的冷战，斯大林主义的盛行，严酷的政治斗争使中国社会长久呈现出凋敝之相。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现了李泽厚这样的思想家。”
20世纪50年代，身为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的李泽厚和美学权威蔡仪、朱光潜的思想交锋显露了他作为一个年轻思想家的锋芒。李泽厚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状态中开始他的思想之旅。在那个集体癫狂、思想禁锢而生活凋敝的“文革”年代里，李泽厚艰难地进行着他的思想探索，他研究康德、尼采、叔本华，研究革命、宪政和政治体制，保持了他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能力。
中国新时期的思想进程被概括为美学热、文化热、国学热、西学热。李泽厚不同的思想命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受到不同的刺激而提出，又产生不同的影响，同时也得到不同的评价。他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分析，对民主化、对革命的思考引起了左右两边的围攻。李泽厚坚持自己得出的结论，不被时髦的学说所左右，不因为被批评而改变思想的路径。
李泽厚说：“看中国还是要用‘理性’的眼睛。中国那么大、那么复杂，用别的眼睛看都不行，用阶级斗争的眼睛、革命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家的眼睛，都不行。用简单的、情绪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不管人们用什么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捧中国或骂中国，我们都只管面对事实负责任地思考。我的口头禅是我只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