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乡镇团组织为农民装上顺风耳
酸甜苦辣“信息费”
1月24日下午5时，甘肃省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的马铃薯交易市场上，马铃薯经销商们正陆陆续续开始收摊，一天的收购活动即将结束。
“给你928元。”内官营镇马铃薯经销协会会员、马铃薯经销商、内官营镇锦屏社区村民陶东喜手拿计算器，以每斤两毛8的价钱收购另一个村民的马铃薯，这是他今天收购的最后一批货，明天他还要继续到市场收购这一品种的马铃薯。
他知道，这种大小适中、外形扁圆的马铃薯今年最好卖，“自己出点运费，到北京、上海的农产品批发市场，一倒手就是1块多一斤。”
与陶东喜从事类似“买卖”的还有内官营镇蔬菜经销协会会长、镇蔬菜经销协会团支部书记李普清，他把自己通过贩卖蔬菜赚到的差价称作“信息费”，“因为你有信息，你知道什么品种好卖，哪里能卖出去，大概能卖多少钱，所以你才能赚到这笔钱。”
李普清清楚地记得，过去不注重了解蔬菜市场行情，交了不少学费。很多情况下只能以极低的价格向一些外来经销商出售自己辛苦种植了大半年的芹菜，价格低到每斤3分钱。
直到4年前的一天，李普清加入了内官营镇蔬菜经销协会，他和陶东喜在内官营镇团委、镇马铃薯经销协会团支部、镇蔬菜经销协会团支部的组织下，自费到上海、广东、福建等马铃薯销售终端考察市场行情。
“以前协会就是小打小闹，外地人过来开什么价就给什么价。哪里还知道出去考察市场行情！”镇农产品经销协会会长赵登文是内官营镇各类农产品经销协会的“头头”，是协会创始人之一。他尤其赞赏镇团委每年组织协会会员去南方考察市场行情的做法，“现在年收入一下子从2万元增加到了8万元，这还是保守估计。”
“我这才知道信息闭塞是这么可怕，那些外来经销商从我们这里赚了多少‘信息费’啊！”后来，李普清成了镇蔬菜经销协会的团支部书记，每年靠贩卖蔬菜能赚10万元，他说：“我开始哪里懂什么共青团工作，只知道镇团委会照顾我们的团支部，给我们提供一些很实在又实用的帮助。”
“协会团支部”的魅力
在李普清看来，协会建团支部最大的意义就是现在协会在镇上、在区里都“有人了”。他说，过去协会如果遇到什么难题，唯一的出路就是自己想办法，现在又多了一条出路，就是找镇团委。
有一次，个别菜农在蔬菜里作假，卖出去的蔬菜表面一层看来不错，下面几层却掺了好多烂菜、坏菜。经销商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把收来的菜运到外地后，被收购方抓住把柄，强行降价，损失不少。
这种事若是搁在过去，经销商们就只能吃哑巴亏了。“我们也不知道是谁作的假，也不好去批评乡亲们，大家会说我们赚了钱还要对他们指手画脚。”李普清把这件事向镇团委反映了上去，他皱着眉头说，“农村最重要的就是人缘，乡亲们要是对你产生反感就不好了。”
为此，内官营镇团委书记陈宝权专门从镇农技站请来了专家给乡亲们上了一堂课。专家告诉大家，掺假这种做法对所有人都没有好处，顺便还把最新的农药禁用规定普及了一下。
其实，镇团委在为农村产业协会服务的同时，也为农民争取到了一些利益。通过参加镇团委组织的农业技术培训，农民们也用自己的智慧挣到了属于他们的“信息费”。
“哪些产品好卖，外面市场上大概能卖什么价钱，农药比例怎样搭配……农民经过培训后可以用自己掌握的信息去和收购商讨价还价，农民也有了本钱。”陈宝权说，每年镇团委都会在农作物耕种、收获繁忙季前后组织好几场场专家讲座，告诉大家如何选种农产品，并给大家捎来适合当地种植、销路好的新品种种子。
通过帮助农业产业协会、促进农民增收，团组织在农村找到了用武之地。
农村共青团工作的一个新支点
虽说是一名团支部书记，但已年过半百的秦虎海显然并不能胜任农村共青团工作。秦虎海是内官营镇锦屏社区的村长文书兼团支部书记，他承认自己并不清楚村里有多少团员青年，平时也很少开展活动联系青年农民，“村里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要不然就是给农产品协会拣菜、贩菜去了。”
村团支部书记秦虎海的现状代表了绝大多数农村团组织的运行状态——没有青年，没事可做。
团甘肃省委副书记柳鹏分管农村青年工作，他说，做好农村共青团工作，必须抓牢农村青年的需求，围绕新农村建设和农村经济发展来做文章，“简单点，就是促进农业发展，帮助农村青年增收。”
近年来，根据青年流动、分布和聚集的新变化，甘肃全省各级团组织大胆探索团的基层组织设置方式，因地制宜，创造出了一批团的基层组织设置新模式。
在农村，通过产业协会和劳务基地建立团组织的做法已经成为各级团组织的共识。
酒泉市实施“产业建团”，涉及棉花、瓜菜、制种、养殖、运销等20多个产业；敦煌市肃州镇的辣椒产业团支部吸收辣椒种植青年51名，充分发挥了带头和辐射作用；团甘州区委打破按社设立团小组的模式，重新划分团小组，全区共建立养殖、运输、加工等426个产业团小组，六千余名农村团员被编入产业团小组，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庄浪县在劳务人员集中的新疆、北京等地建立65个流动团支部和28个劳务输出团员互助组，在发展劳务经济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柳鹏坦言，一些协会负责人起初并不愿意设立团支部，有的人在镇团委书记的多次劝说下勉强同意，却也没把团支部当回事，“他们觉得协会建个团支部能有啥用？能干出什么大事来？”
李普清当初就是这样想的，如今，他却已经和当年“缠”着协会要建团支部的镇团委书记陈宝权成了好朋友，经常开着小汽车拉着陈宝权到处转，“我们农民嘛，别人对咱们好，为咱们服务，咱就得好好回报他，配合他的工作。”
柳鹏说，在甘肃其他一些地区，镇团委还能组织发动周边农村的青年在忙时有偿为协会搬运收购来的农产品，在协会会员资金周转困难时协调农村信用社发放一些小额贷款，“镇上资源相对多一些，关键是镇一级团委在发挥作用。”
除了建立产业协会和劳务基地，针对农村有组织无团员的现状，甘肃一些地区还探索出了整合建团的新方法。瓜州采取五种模式整建基层团组织，一是强强联建，以乡镇所在地村委会团支部为中心，与周边的村委会一起强强联合建立联合团组织，进行资源共享；二是强弱互建，强弱村团支部进行联合合并，优势互补；三是村校合一，建立以学校为主体的团总支，协助就近村团支部改进工作方式，丰富活动内容；四是村企同建，利用驻乡村企业团组织的优势，与村团支部进行合并同建；五是以“村企联建”模式，把团支部基础相对薄弱的村，同规模大、组织网络健全的企业团组织进行结对共建，最大限度地把游离在村之外的团员纳入企业团组织管理，实现以企固村的目的。
团甘肃省委书记王永前做了近4年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工作，他说，青年流动性大的确是一些农村基层团组织建设遇到的客观困难，但上级团组织是否真抓实干也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素。“任何困难都能想办法解决，关键看你有没有用心去实践和探索。现在团中央的调研直奔区县，团省委的考察直奔乡镇，上面抓得狠，下面才能积极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