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观察六记
不久前，利用陪女儿到农村体验生活的机会，回了趟阔别多年的故乡，与家乡的亲人、朋友以及官员们多有接触和座谈，耳闻目睹，感触很深。
没有年轻人愿意种田了
我的故乡在安徽省安庆市的一个县，主要生产水稻和棉花，是一个典型的农产区。这次回故乡，我惊奇地发现，家乡人一改以前普遍种植两季水稻的做法，只种植一季水稻了。
堂哥笑我老脑筋，其实早在七八年前，农村土地抛荒现象就已十分严重。原因在于种田不划算，苛捐杂税又多，种子化肥农药的价格一个劲儿地往上涨。尽管2006年政府取消了农业税，很多附加在土地上、本不该征收的各种费用也被取消，并且增加对农业的各种补贴，但即使这样，种一亩田，一年到头纯收入也不过五六百元，比出外打工差远了。年轻人谁也不愿意种田。
虽然最近几年国家想方设法鼓励农民种田，但农村只剩下老弱病残了。既然种田不划算，老人们又不忍心抛荒，就不如改种一季稻，不用打农药，不用撒化肥，也不用薅草，只要靠天收就可以了。如今农村种田，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讲究精耕细作，而是一种粗放型的耕种方式。
中国至今还是一个农业大国，可农业大国的主人——年轻农民都不愿种田了，18亿亩耕地今后靠谁来耕作？13亿人口又靠谁来养活？但一个严峻的事实是，城乡收入差距直逼万元大关，又怎能叫年轻的农民安下心来在农村种田？
养儿防老如今不管用了
我家原来所属的村民小组一共20户人家，约100人。如今与我父亲同辈且年长的本房伯伯婶婶们均已去世，70岁以上的老人们已然不多了。再看我现在生活的大都市上海，2007年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两相一比较，城乡差距让人唏嘘不已。
问了问去世的族中长辈的大致情况，几乎都是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的。老人们到老了的时候，重的农活儿干不了，挣钱也不行了，身子骨也垮了，却没人照顾、赡养，甚至还要照顾自己的孙儿女，有的还要不停地偿还因孩子成亲、盖房欠下的债务。
如今农村不少年轻人，城里的东西没有学像，但成家后跑到一边过自己的小日子，这一点倒学得很快。碰到有良心的子孙，每年给几百斤粮食，再给点零用钱；碰到不孝子孙，根本指望不上。原先如果宗族里出现了分家后不管父母的不孝子孙，族中有一定辈分、地位或名望的老人会出面调停，甚至动用家法，现在没有人管这些事，政府也管不了，完全靠子孙自觉。再碰上生病、治病这类事情，老人往往只能忍着甚至等死。
在农村，传统的孝道和起码的人伦关系已遭到破坏，而新风尚又没有建立起来，加之医疗和养老保险制度跟不上，不少老人指望养儿防老已然成为一种奢望。
农家子弟上大学越来越少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家所在的村民小组虽然只有近百号人，但出了3个大学生。一个村民小组先后有3人考取大学，这在当时可算得上是轰动一时的新闻，并成为许多父母教育孩子好好读书的典型。
一晃20多年过去，村民小组几经裂变，户数与人口数大为增加，但在这段漫长的时光中，整个村民小组只在几年前考取了一个大学生，而且还是在其父母1990年代中期移居江西、通过购买城里住房获得城镇户口的状况下出现的。如果去掉这个“准城里人”考上大学的个案，整个村民小组没有一家有孩子考上大学。而整个村庄一共8个村民小组，人口达到1000多人，20多年来考上大学的孩子也屈指可数。
农家子弟上大学的越来越少了。2009年1月4日，新华社播发了温家宝总理就制定《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这一重大问题，在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会上所作的《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讲话。讲话中，温总理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有个现象值得我们注意，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本来经济社会发展了，农民收入逐步提高了，农村孩子上学的机会多了，但是他们上高职、上大学的比重却下降了。”
尽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多方面，但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学校教育条件差，农村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这些关键性的因素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自上世纪80年代一直到上世纪末，由于农村教育资源极其匮乏，城乡教育非均衡化问题极其突出，没有那么多的初中和高中来接纳、满足庞大的农家子弟的求学需求。小学考初中时，一批农家子弟被迫辍学，只能回乡务农或出外打工；初中考高中时，约有一半考生上不了高中（老家全县每年有初中毕业生1．3万人，升入高中的仅7000人左右），又有一批农家子弟被迫辍学。农家子弟没有书可读，意味着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传统意义上通过读书改变命运的机会也基本丧失，其后果是一种身份的“代际锁定”和贫困的“代际传递”。
更让人窒息的是，自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各高等学校一方面拼命扩大招生，肆意提高收费，另一方面不管教育质量如何而将大学生分配彻底推向市场。“读书无用论”在农村大行其道，与其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不如不读书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成为许多农家子弟主动或被动的选择。“想读书但没条件读书——考大学困难——大学收费高昂——毕业即失业——读书无用——不读书——打工挣钱”，环环相扣，彼此强化，其后果是农家子弟看不到出路，自己不读书，便出外打工挣钱，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可又没有时间和精力照料下一代（大多丢在老家由爷爷奶奶照看），结果又造成下一代中很少有人能闯过“考大学”这条“羊肠小道”，代际之间的恶性循环便产生了，代际之间的贫困就不可避免地传递了，代际之间的身份锁定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难道这就是摆在农家子弟面前无法挣脱的宿命吗？用知识来改变命运在21世纪的中国乡村居然越来越走不通，越来越没有了市场？
新农村建设处在停摆状态了
2005年，中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并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20字方针，在尊重农民意愿的情况下，扎实稳步地推进新农村建设。近年来，各地相继编出一套套通俗易懂的顺口溜，如“出门不湿鞋（村村通），烧饭不用柴（沼气），住房砖瓦盖，村庄靓起来，邻里更和谐”，又如“走平坦路，喝干净水，上卫生厕，住整洁房，用节能灶”，等等。
这20字方针中，“生产发展”最核心最基础但最难做到，“生活宽裕”最实际但程度难以把握，“乡风文明”最重要但最容易被忽视，“村容整洁”最简单却最容易做到，“管理民主”最迫切但成效始终不彰。再细究和对比一下各地竞相发明的新农村建设顺口溜，我们会看到20字方针在农村社会基层基本被简约为“村容整洁”4字方针，好在这4字方针的内涵还比较丰富，如改水、改厕、改路、改房、改灶、改环境、改栏（人畜分离）等。因为只有“村容整洁”这4个字最容易通过运作而成为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政绩，也容易让农民产生一种现实满足感。
虽然各地相继在“生产发展”、“管理民主”等方面做了些工作，如搞“一村一品”、“一乡一业”、“村务财务公开”等，也搞了一些新农村建设试点和推广工作，如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对村庄进行集中整治，实行宅基地置换，搞成片的新村建设等，但由于存在一种政绩导向，更多的是形式大于内容，使得新农村建设始终外在于农村和农民的当前和真实需求，从而导致新农村建设在进入实质性的攻坚阶段后反而陷入一种停滞不前的状态。
也就是说，新农村建设在当下的中国乡村已经进入一种停摆状态，各级官员除了对“村容整洁”之类还保留一点兴趣外，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啃”生产发展、乡风文明、管理民主这些“硬骨头”了，也不知道如何打好新农村建设的硬仗了。
朋友用车送我们回乡，从乡政府到村部的路修好了一半，另一半正在修建中，两车道的水泥路，非常平坦，很显然是村村通工程，当然也是新农村建设的成果。但从这条公路分叉通往我老家村庄的，却是一条简易的沙石路。我离开老家10多年，这条路没有得到任何修理，路况之差难以想象。进村后，更是一条通行了几十年的土路，经过多年的风吹雨淋、人走车行、牛踩猪跑，早就不堪通行。可以想象，要是下大雨，这条唯一进出村庄的道路会是多么泥泞不堪！便问堂哥，咋不修修呢？堂哥说，这条进村的小路不属于村村通工程，没有人管。原来如此！
没有人愿意来组织发动农民了
到老家后，我便专门把本房叔叔中几个头面人物请来，表达我的失望之情：进出村子的道路而今变得更不成样，十几年来为什么不想办法修一修？上面不拨钱，为什么村里没人出面找大家商量，各家各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起修一下呢（修一条1公里左右的沙石路，只要两万元左右）？叔叔们便向我诉苦，说没有人愿意出面组织，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一条事关上千号人利益、不到1公里的道路，多年来都没有人出面组织大家修一下，这让我明白了一个基本现实：在乡村社会，已经无法自动产生让村民愿意出面来组织发动农民建设美好生活的机制了，更不要说通过组织来建构利益发现与利益连接机制了。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村社会真正的主人的参与，其持久性效果到底如何，可以想见。
长期以来，我们一方面过于依赖村党支部、村委会等正式组织的作用，将乡村社会中原有的家族势力和宗族势力视若水火，弃之不用，殊不知其背后蕴藏的凝聚人心、道德教化功效十分可观。因而，对乡村社会中家族势力和宗族势力的既存事实和强大实力，不知如何有机地借用和创造性转化，无以发挥其潜在作用。另一方面，只是重视建构各类专业经济合作组织，发挥它们在生产发展、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而忽视通过建构各类福利性、权益性、权利性农民协会组织，来实现乡村社会与村民自我管理、自主发展的根本要求和美好愿望。
基层干部已经不懂农民了
如今在农村社会，基层乡镇主要领导干部普遍年轻化，书记乡长的平均年龄在40岁上下，个别超前的地方甚至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在与这些年轻的基层乡镇主要领导干部座谈聊天时，我发现，他们谈起推进乡镇经济发展的方案来个个都是一套一套的：要完成多少GDP的增长计划，要把农民的年均纯收入提高到多少，要建设多少农民新村和整治多少村庄，要搞多少个招商引资项目和农业产业化项目，要准备完成多少公里的道路改造计划，要搭建多少个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等。至于本乡本土的农民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最迫切需要的东西又是什么，如何切实提高农民的医疗与社会保障水平，如何有效提升农民的文化生活品质，他们的发展规划中则无从体现。
这种普遍年轻化，以及实行县域内异地交流的制度，加之他们基本上在县城买了房成为走读式干部，导致这些本身就没有多少农村生活与工作体验的基层干部，越来越不认识辖区内的普通民众，也越来越不了解辖区内普通老百姓的真实需求。他们下乡往往是到有关村干部家走一走，布置工作一般是在乡镇办公楼里。乡镇干部的生活消费方式也完全城市化，应酬大多在集镇的餐馆或乡镇食堂。到农民家与农民促膝谈心、和农民打成一片、在农民家吃饭，少之又少。
基层干部不愿、不屑、不敢、也不懂与农民打交道，如今已成为中国乡村的一道奇特风景线。在基层乡镇，人与人的日常交往方式和活动空间以群的特征来划分，并日渐形成一个个与身份和地位相匹配、分层级的封闭群体：首先是乡镇里带长一类的领导干部，他们除了工作上需要与乡镇工作人员、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打交道外，日常工作主要是联络县里各级领导和有关部门，或者到外地学习考察，搞招商引资；其次是乡镇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处理日常政务，做好乡镇领导干部与村干部的联络工作；再次是乡镇各类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们按照工作性质和生活圈子的需要，在完成任务中彼此找乐；接着是在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担任一定职务的村干部、有一定社会关系或经济实力的农民乃至能说会道的农民，他们自得其乐；最后是既没有经济实力，又没有社会关系，同时又老实巴交、与世无争的农民，他们只能听天由命。
至于通过建立利益诱导机制来推进新农村建设，通过政府的权威和信用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通过透明化的管理技术和以“四两拨千斤”的艺术手段来激发老百姓积极参与、管理和监督各类公共事务，通过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来实现共生共荣，通过乡土社会的情、礼、法的互动来建构祥和、安逸的文化生活，则未列入乡镇领导干部们的议事日程。他们大多想的，是要干成几桩引起上级领导关注和重视的大事！至于顺带给老百姓带来了一些实际利益和福利的增进，那往往只是他们干大事的副产品而已。
（作者系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