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诊所”为什么屡打不绝
2009年1月14日，兰州市安宁卫生监督所对辖区内的黑诊所开展集中整治，在安宁区水挂庄附近，一举查获了两家非法行医的黑诊所，没收一批药品及医疗器械等违法物品。当执法人员询问时，一名女子竟称诊所不是自己开的，什么也不知道。
裴强摄
关于一个无辜生命逝去的话题很快被淹没在新年的鞭炮声中。在城中村，人们的来来去去从来都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沙子坝依然热闹，拉三轮车、平板车的人们边坐在路旁边等活儿边打牌，卸货的工人大声吆喝着“让一让”，小孩子在大小车轮间追逐打闹。
甚至，其他的“黑诊所”依然在开门营业。
据了解，我国对医疗机构从业人员的资质有严格的规定。一般来说，要想在城市设置诊所，应该取得《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证》或相应的医师职称，并从事五年以上同一专业的临床工作，才能向卫生部门申办《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并办理工商、税务等手续。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非法行医是一个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的问题。2005年4月，卫生部、科技部等七个部委联合发起了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但为何“黑诊所”总是屡打不绝？
流动人口聚集区是“黑诊所”生存的温床
据了解，“黑诊所”多集中在城中村和城郊结合部等人员流动频繁的地方。这些曲折、逼仄的小巷中贴满了治疗性病、痔疮、人流的小广告。一个人随便找个十几、二十平方米的房间，支张桌子，摆几个空药盒，门窗上画一个红十字，甚至什么标记都不用做，便可以开始堂而皇之地坐堂问诊。
记者在安顺市沙子坝周边暗访发现，有些“黑诊所”只有一间潮湿阴冷的屋子，一块发黑的布帘将前后隔开，前面卖药诊断、后面输液治疗。有的卫生条件极差，各类药品堆放杂乱，落满了灰尘。
这儿大都是一人一所，没有护士，“医生”们也都不穿白大褂，如果不出声询问，很难在一群患者中将“医生”辨别出来。
在位于管元村的一家“黑诊所”中，3个输液的病人或倚或躺在铺着花花绿绿床单的病床上，屋内空气浊臭难闻。一张《医疗卫生机构执业许可证》挂在一人多高的药品柜上方，被各种瓶瓶罐罐挡住。记者变换多个角度终于看清上面的登记名称为“西秀区宋旗镇上坪村卫生室”。知情人告诉记者，这属于“异地执业”，为非法行医的一种。
内科、外科、儿科、妇产科等是这些“黑诊所”一般的诊疗科目，“一般来说，看个伤风感冒肚子痛什么的，卖点药，输点液，大病也不敢看。”
也有胆儿大的。据知情人透露，有的号称“专治”疑难杂症，有的能“包治”百病，或抓住许多人羞于公开治疗“隐私病疾”的心理，开高价甚至敲诈患者。另外，治疗性病、利用B超非法鉴定胎儿性别以及做人流手术的“黑诊所”也非常多。
流动人口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流动人口自我保护意识较弱、信息的匮乏，以及追求方便、省事和便宜的心理，让“黑诊所”找到了可乘之机。
白秀秀（化名）以前生病了都是“从哪家门口过就进去了”，“也不懂得看他有证没证”，选择就诊地点时十分随意。在目睹了邓赞伟的死亡后，她说：“知道以后去看病还得多个心眼了。”
春节前，白秀秀的儿子开始感冒、发烧。吃了几次药后一直没好，正月初八那天见高琼的“诊所”开了门，她又抱着孩子去看病。邓赞伟的悲剧给她提了个醒。
其实，离出事诊所20多米的巷口便是太平村卫生室，窗明几净，诊疗制度完备，而且可以参加“新农合”报销，但是从患者人数上看，它与其他小诊所竞争并没有占太大的优势。
白秀秀说，小诊所便宜，用药似乎“下得比较重”，“见效很快”，所以比较受打工者欢迎。
“我们打工的图方便、图便宜嘛，吃三顿药打个针也就是十几块钱，要是去大医院只够挂个号。”白秀秀说。
这些流动人口也游离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之外。记者问唐想秀有没有参加“新农合”？唐说没有，“去年要交‘新农合’钱的时候，我们手里没有钱，而且我们在外面打工，不知道在哪里报销，就没有参加。”
邓赞伟的二姐夫王小明说，六七年前他在一家小诊所打青霉素，忽然感到全身僵硬，“话也说不出来，手里拿着手机连号都拨不出来”，只好拼命向旁边床上的人摆手引起注意。拔下针头后，他躺了半个多小时才恢复过来。
后来王小明再也没有去过那家诊所，现在才明白，“那也是一家‘黑诊所’”。但时至今日那里仍然患者盈门。
王小明说，住的时间长的人都听过一些传言，哪个诊所以前治死过人，谁在哪个诊所看病总也不见好，但人员的高度流动性把这些议论带走了。
卫生监督“力量有限”
为什么高琼的非法诊所能够在沙子坝生存长达10多年，那么多群众看得见它的存在，难道监督部门看不见？
记者在网络上搜索发现，在全国各地，打击非法行医的职能部门各不相同。有些城市是公安和工商，有的城市是卫生部门，在一些城市则由城管人员负责。
安顺市卫生局局长吴军证实，打击非法行医应由卫生部门牵头，公安、工商等部门齐抓共管。在实际工作中，往往由卫生局担当此项重任。
“‘黑诊所’不能提供应有的卫生条件，不能保证医疗质量，无论是人员资质、诊疗水平还是操作规范都不能达标，轻者贻误病情，重者致人死亡，危害十分大。”吴军说。
据统计，安顺市从2005年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以来，共出动卫生监督员1．6万人次，监督医疗机构5880户次，监督覆盖率52％。取缔各类无证行医508户次，其中游医380户，黑诊所68户次。
“非法行医隐蔽、反复性大，成效也有一些，但总的说来我们力量有限。”吴军说。
业务一科是负责全市医疗卫生机构监督的业务部门，包括科长杨莉在内共有7人，但打击非法行医只是这个科室日常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他们还要监管采供血、职业卫生、传染病防治和放射卫生等。
“我们人手非常紧张，而且手段有限。”杨莉说。对非法行医者，卫生监督部门一般没收其药品器械和非法所得，并处3000元左右的罚款，但是行政执法无法控制人身自由，不能破门而入。
杨莉说，每次行动前，执法人员要先去暗访、踩点、周密布署后几个小组同时行动。不然，听到风声，这些人把大门一关全跑了。
并且，许多非法行医人员在“诊所”里摆放的药品都是空盒子，大量的药品和器械藏在更隐蔽的出租屋内。人跑了，罚款根本罚不到，损失也十分有限。
去年8月24日，在针对沙子坝片区的专门整治行动中，执法人员一共取缔了7家“黑诊所”，没收了价值上万元的药品器械，但只收到一家3000元的罚款，其余的全逃了。
逃脱罚款的人员中，就有草菅人命的“黑医生”高琼。
去年11月，安顺市卫生监督所对3年来打击非法行医专项行动的成果进行了专门调研。在781名调查对象中，近30％的人认为政府对此重视不够，22％的人认为政府相关职能部门配合不够。另有19.5％的人认为卫生部门管理不严，主要表现在：一是卫生行政许可不严格，不按医疗机构区域设置规划审批，不按程序和时限审批，对一些医疗机构的许可申请未按准入标准和条件审批，变更注册登记、校验工作滞后；二是卫生监督执法力度不大，对非法行医行为没有形成严打的高压态势；三是没有建立起加强非法行医监管的长效机制。
这份调研报告还指出，公立医院收费高、就诊不方便，一些公立医院服务态度差，给非法行医者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杨莉说，要根绝“黑诊所”，光凭打击远远不够，应该加大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覆盖面，这样“黑诊所”的业务自然会萎缩。
“黑诊所”的利润有多高？
太平村卫生室的医生抱怨说，“诊所比厕所多”，其中一半多是“黑诊所”。
“敢开‘黑诊所’的人，多少都有点医学知识，有的可能是农村赤脚医生，有的是卫校毕业，或者是参加过一些培训。”贵阳市一家个体诊所医生陈大财说，正规诊所不仅要承受医疗风险带来的巨大压力，还要受到周边“黑诊所”的冲击。
开“黑诊所”的低成本使正规诊所即便将利润降到最低，也无法与之在价格上竞争。
按照贵州省的规定，个体诊所必须达到40平方米以上，设置独立的诊断室、处置室和治疗室，治疗室要全封闭，要配备高压消毒锅、紫外线灯等设施。至少要“一医一护”，并建立消毒隔离制度、护士职责、医师职责、护理操作规程等管理制度并挂在墙上公示等。
而且，每年医护人员和医疗机构都要重新审验申请执照，要交特殊垃圾处理费，要进修交学费，所有费用加起来2000多元。正规的个体诊所租房时十分受限，要给护士开工资，要维持正常的卫生条件等，每天的成本至少要90元。
而“黑诊所”不纳税，不交费，收费隐蔽，“随便找个旮旯角就可以开张，就像‘自由职业者’，赚多少全是自己的。”
陈大财说，国家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销售有严格规定，“我们购买药品和器械时，双方要互相交换证照备案，才能交易。‘黑诊所’的药品器械从哪里来的？”
贵阳市一位从事高端医疗器械销售工作的郑先生私下透露，“黑诊所”所需的一般器械如注射器、托盘、听诊器、刀剪钳镊，辅料如纱布、酒精等，在市场上都可以随意购买并无限制，而大到几千元的B超仪、监护仪、多普勒等设备，在一些制度不严密的医疗器械商处都能买到。
郑先生分析，“黑诊所”的药品进购渠道可能有两种，一是正规的处方药，药品批发商根本不会问手续，这“严格说来是违法的”；另外还有些地下药厂生产的假药，“三五个人整些机器设备，把白芪、党参这些中药打成粉末，贴标签冒充各种药。有些可能有益，反正吃不死人，能不能治病就听天由命了。”
陈大财还担心“黑诊所”产生的医疗垃圾的去向，“国家对医疗垃圾的处理要求很严，比如用过的输液管要及时将其毁形（剪断），再消毒、打包，由垃圾处理场的人员来收取。我们诊所每个月要交60元特殊垃圾处理费。”
陈大财曾因未能及时处理废弃的输液管被上门检查的卫生监督人员处以重罚。
“‘黑诊所’肯定要规避这个费用，他们怎么处理医疗垃圾真应该好好查查。”这位年近七旬的老医生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