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比冯友兰“老实”？
在阅读《欧洲大学史》之前，我曾翻阅过一本北大前工作人员的著作。其中提到，冯友兰认为，应该把北大的历史往前推，一直推到一千多年以前的书院。如此一算，北大的历史比最古老的欧洲大学还要长得多。只是我猜想，以如此方法计算，欧洲人是否要重提柏拉图学园，然后中国人再拿太学等机构来比附。冯友兰先生的出发点，我从情感上可以理解，然而从事实认定和判断来说，却无法苟同。姑且不论中国的书院与欧洲中世纪的大学有着极大的区别，即便是欧洲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之间，从组织形式、教学内容、教授和学生的来源等各个方面，也有着极大的不同。盲目和牵强的比附，恰似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运用“精神胜利法”在“我祖上比你阔多啦”的弱者心态中寻求自我安慰。北大校长蔡元培曾清楚地说过，中国近代大学主要是模仿西方，受传统书院影响不大。台湾学者许倬云也持这一观点。在我看来，蔡元培先生的说法比冯友兰先生“老实”得多。
但是，冯友兰的倡议牵涉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太学、书院，为什么最终没有发展出现代的大学？而这一问题，又可在《欧洲大学史》中寻找到一些端倪。按照过于理想化的学者格伦德曼的观点，“概括地说，刺激大学出现和成长的根本原因是对学术和科学的兴趣，是学习和了解世界的需求，是‘探索知识的欲望’。”当然也有人宣称，人们刻苦学习法学的动机是“追逐权力和追求名望以满足虚荣心”。
尽管大学诞生之初并未把自己的目标确定在为教会、宫廷和市政当局培养专门人才方面，但是，教会、宫廷和市政当局确实在长时间里从大学吸收了大量的人才。教会、宫廷和市政当局不约而同地对大学表现出相应的热情和支持。在林林总总的欧洲大学中，很少有整齐划一，听命于一个权力机构，充当其驯服工具的时候。在古代中国，太学和书院一直处于皇权统治的宗法专制之下。因此，其自我更新的能力和动力不足。
在教学内容方面，欧洲中世纪大学的最主要的四个学院是文学院、法学院、神学院和医学院。哲学、算术、几何、建筑、音乐等都是传授内容。而在中国，汉代的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中国的大儒们在书院所传授的多为儒家经典，通过讲授对于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注解阐发有限的“新知”。许多儒家经典之外的知识被视为“奇技淫巧”，很少得到重视，更不必说公开传播。
对中国文化颇有感情的李约瑟，提出过“李约瑟难题”：“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了先鞭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尽管有关这个问题的答案莫衷一是。但是，这种现象的产生，很难说与只注重“修齐治平”，轻视其他知识和自然科学的传统思维无关。
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内，中国的大学史写作和研究与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一样，处于不折不扣的初级阶段。很多大学校史馆或者少数研究者的大学史著作，仅仅只是原材料的搜集整理和归类，根本谈不上研究。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欧洲大学史》为之树立了一个典范。
《欧洲大学史》（第一、二卷）
总主编：瓦尔特·吕埃格 张斌贤等译
河北大学出版社
2008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