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晚钟
记忆中，傍晚5时15分的剑桥总在雨中，而这时，国王学院礼拜堂的钟声又把它淹没。同来的朋友描述他此时的感受，谓尘嚣尽落，心如止水。境界落俗地高远，但我怀疑他把英立甘教会的晚钟当佛寺的晚钟听了。
这来自天国的钟声从不提供心理慰藉。它源于规范作息的现实需求。在罗马帝国毁灭后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残壁断垣之中，这重新回荡在哥特式教堂的钟声传达了一种对秩序和权力的渴望。僧侣们先是被要求，后来也习惯于依钟声而劳作，而祈祷，而读经，而休息，虽流转千年而不殆。16世纪的宗教改革将钟声的组织功能推向教堂外的社会生活，于是出现了高悬在议会大厦上的标准时钟，出现了工厂、学校里急促的铃声，出现了客厅里滴答作响的挂钟，出现了揣在怀里或戴在手腕上的表。正是靠了这层级延展的钟表系统，近代社会千头万绪的自组织化过程才得以推进。从这个意义上，近代社会乃是一种典型的钟表文化。
然而，人生不幸辨钟始。始于墙上那面有着三根针的圆盘对你产生全新含义的那一刻。在此之前，这个圆盘只是家里众多物件中的一个，时间对你意味着每天不一样的椰林夕阳、月下西窗，意味着台阶上斑驳的苔藓，秋千上来了又去的蜻蜓，花丛中消失了的蝴蝶。然而，伴随着那轮圆盘在你的世界中的提升，最终成为凌驾其他所有物件之上的特殊物件，这个生动的世界被遮蔽了。自此后，你只能借助那一副公事公办的圆脸孔来触摸时间；自此后，你被那冰冷的指针引导着嵌入社会巨大的集成体，有如一套螺母或螺栓，不复有自身完整的存在；自此后，圆盘以时间本身自居，要求你的面对，如何打发时间，如何安排时间，如何使时间发挥出最大效益，诸如此类的问题将纠缠你直到时间的终点。
生命中的那个时刻一定是天雨粟，鬼夜哭的，你从此被逐出了天荒地老的伊甸园。
问题是，钟表并非文明的必然。前近代的生活就是以任务为中心而不是钟表为中心的，因而是任务的特殊性而不是钟表的标准主宰着生活的节奏。钟表的标准源于它的抽象性本质，这种抽象性通过对时间存在样式的共相化和脱域化处理，以及对主观偏好的中立化处理而达成。进而，当它以时间表的方式基于过去的认知而对未来进行计划时，当它的抽象本能由过去推向未来时，未来消失了。准时作为近代社会的美德，即基于未来消失了的事实。被抽象了的空洞的无差别的时间因此成了一种前提，朝向拥有一个可预测和可计算的未来的前提。这同时意味着，在本质上人们并不认为自身受制于命运或其他不可控的外力——这构成了近代社会宗教式微的背景之一。
关于钟表的最大悖论在于，它用以衡量变化，自身却拒绝变化。因此，它所衡量的变化最终只能表现为数量的增减。钟表因而成了如下一些事物的隐喻：一种无机的事实，一个注定了的世界，一种永无新意的可知的未来。
如果时间果如康德所言，只是内在体验的主观形式，一如空间是外在体验的主观形式，则钟表对时间的共相化处理无疑是对人的个殊性体验的压抑，它无视时间的主观本性，在耳鬓厮磨与狱中枯坐的一小时间画等号。共相化的前提是时间的无限性，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时间却不再能抽象或归纳。每一天、每一小时都是特定的，独一无二的。而在应然性上，我们与癌症患者之间，又何尝不是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关系？
在一切文明的造物中，时间的通约程度之高，只有货币可比。以时间衡量价值遂成为经济学的第一原理。时间就是金钱，一切使用金钱的方式都同样适用于时间。时间可以被消费，被透支，被用于投资，被预算，被讨价还价，被处理成商业簿记中与劳动、资本和机器并列的经济变量，一种时间经济学的内容。
作为生物，我们是时间；作为高级生物，我们感知时间；作为近代社会的高级生物，我们外在化时间，把它用机器的形式制造出来。时间成了横在我们面前的巨大存在，人生意味着与时间无休止的搏斗。即便为了让这样的人生进行下去，我们也必须为它赋予某种更高的目的，人生进而成了推动时间巨石上山的过程。而每一次登顶的结果，总会发现前方还矗立着另一座有待登顶的山峰，脚下的曾作为过去的目的的山峰转而成了未来目的的一段过程，一个有待否定自身目的性的存在，人生就在这种过程—目的的交替转换中陷入荒诞。更荒诞的还在于，由于时间以它的标准制式取消了未来，这种看似在时空中无限展开的转换其实只是在原地打转。那被罚将注定反复滚落的巨石又反复地推回山顶的西绪福斯不期然地演成了近代人生的标准写照。
所以有必要飞来一只蝴蝶。在西绪福斯与巨石之间，在我们与时间之间总须发生些什么，嵌入些什么。那脱去了事件外衣的赤裸裸的时间却有着不可承受之轻，足以摧毁一个钢铁般意志的人——这构成了监狱里关小号的认识论基础。钟表文化下的时间态度，只能是叶公好龙式的：一方面，时间就是金钱的等式激发对时间的无限占有欲，另一方面又不能忍受与时间的零距离接触。“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在谋生或曰事业之余，时间成了问题，成了仇寇，成了殚思竭虑地予以消磨、排遣或打发的对象。
钟表时代的人无法生活在当下。那么，过去呢？不是总有人梦想回到过去吗？其实，他真正想回的不过是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一类人生得意须尽欢的时刻。若是真来一次完整的过去，那简直太恐怖了：那刻骨铭心的痛还来吗？那断肠百折的悔还来吗？那徘徊复徘徊的等与待还来吗？当下尚难以面对，如何再去面对一个重复的过去？叶公好龙的姿态决定了，他真正想要的不过是从时间之流中抽取的几个片断。
还有未来呢？未来不正是钟表时代的信仰吗？钟表时代之前，时间自然地以先逝者为大，当下之合理性只能被过去证实，越近源头的社会越具真理性，与这种视域下的历史与生俱来的是“异化”的符咒——时间的流逝意味着源头的渐行渐远。钟表文化的目的性伦理则假定，时间沿着一维性展开的方向呈现价值递增的线性上升运动，越是趋近未来，就越是接近完美，终极完美则被延宕于时间的终结处，终结前的历史注定走不出“历史局限性”的魔阵。这一新的时间等级制意味着，现在仅以“现在”的名义就可以阉割过去，而为了未来，它自身又可以被牺牲。
钟表时代的人们因而总是生活在别处，而将当下的生存转化为“等待”，Mp3、手机的游戏功能、益智玩具都因“等待”问题的解决，成为“等待”的当代表征。
然而，我们到底在等待什么？写在时间表中的未来真能期许不同于当下的景观吗？
剑桥的钟声又潮水般地涌过来，在时间的潮汐中，何处有我憩息的港湾？
——2009年初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