苟利国家生死以
1919年5月3日的深夜，北京大学西斋宿舍的窗户里仍跳跃着微弱的烛光。烛光下，祖父把他仅有的一床白色床单撕成一条一条的，用来书写标语，为第二天的游行做准备。
祖父曾告诉我，1916年3月，他的父亲突然病故，他失去了生活来源，无法继续在北大读书。幸有蔡元培校长援之以手，给了他一份课余翻译《蒙古史》的工作，每个月有十块大洋的收入，他的学业才得以继续。对于那些富豪出身的同学来说，这十块大洋仅够他们应付一两天的开销，而对于祖父来说，这十块大洋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祖父常常在校门外面简陋的饭铺里面与工人一起吃火烧、素面，每个月节省五块大洋寄给他的母亲。祖父说，他只有一条床单，睡觉时一半用来铺一半来盖。为了救国，他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1919年5月4日中午，全市大学和中学的三千余学生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大会宣读了同学们委托我祖父起草的《北京学生天安门大会宣言》。他在宣言中呐喊：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国同胞处其大地，有此河山，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集会后，他们列队来到东交民巷，准备向外国驻华使馆递交《陈词》。但是，同学们被中外军警阻挡在使馆区以外，交涉了两个多小时，仍无法进入。
后来，大家推举我祖父等四名学生作为代表向美国使馆递交了《陈词》。面对中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土地的现实，同学们义愤填膺。大家决定到位于东单牌楼附近的交通总长曹汝霖家找卖国贼算账。来到曹宅，看到大门紧闭，一些同学搭人梯钻窗进入曹宅。他们打开大门，同学们一拥而入。同学们看到曹宅奢华的陈设十分气愤，用火柴点燃了曹汝霖卧室的罗帐，赵家楼之火熊熊燃起。
不久，大批军警蜂拥而至，同学们知道闯祸，纷纷逃离现场。祖父招呼大家集合起来，排队一起走，以为这样军警也奈何他们不得。但是，当时秩序混乱，没有人听他的指挥。祖父与几名走在后面的同学被军警逮捕了。军警把他与易克嶷同学分别绑在一辆独轮手推车的两边，将他们推到京师警察厅关押起来。
祖父第一次被这样非人地对待。他说在家乡时，农民把自己家里养的猪送到集市上去卖时，就是这样推去的。他认为他们会被枪毙，于是相互鼓励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五四运动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对于五四运动的结果，祖父并不满意。1919年8月29日，他在致曾琦的信中说：这回运动，好时机，好事业，未从根本上着手去做，致无多大的印象于社会，甚为咎心。个人的学识不足，修养不到，以后当拼命从此处下手。1920年2月15日，祖父登上法国邮船“博尔多斯”号，走上了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道路。
祖父告诉我，五四运动时期，他负责编辑的《国民》杂志曾以连载的形式刊登了李泽彰同学所译《共产党宣言》。胡适先生看到后问李：“你快毕业了，翻译《共产党宣言》你将来还做不做事？”李闻听后即停止发表《共产党宣言》。1957年初夏的一个傍晚，一家人坐在院子里乘凉，祖父回首往事，把他在五四运动中的经历给大家又讲述了一遍。这一次，我的姑父邓稼先忍不住问他的岳父，您在蔡校长的帮助下好不容易读完了北大，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了。您这么干，就不为自己的前途着想吗？祖父脱口而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一年后，邓稼先受命担任负责国家原子弹工程的二机部九院理论部主任，献身国防工业，英年早逝。他的一生无愧于五四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