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西哥归来的13天
作为复旦大学赴墨西哥蒙特雷理工大学交流的5名学生之一，宋毅5月4日尚身处甲型H1N1型流感肆虐的瓜达拉哈拉市。当时离原定的回国日期尚有1个多月，但她早已预订好了加拿大航空公司的机票。宋毅看到当地人并不恐慌，只是学期结束加上停课，校园里陡然安静了许多。国内的同学一再提醒她疫情严重，而家人也希望她尽快回国，宋毅开始收拾行李。没想到机票售罄，改签的计划搁浅。
而在地球的另一端，复旦大学正在为5名学生紧张地忙碌着。
从4月下旬开始，复旦大学外事处在得知墨西哥当地学校已经停课的消息后，就建议这5名同学与当地中国领事馆联系。
5月4日，复旦大学为5名同学专门成立应急工作小组。当天下午，学校向上海市防控甲型H1N1流感疫情工作小组呈文，请求我国政府赴墨西哥接回中国旅客的包机能够搭载5名学生归国。上海市有关方面回复，外交部已将有关信息转至中国驻墨西哥大使馆。
当晚，从广州飞往墨西哥的包机上，随机检疫专家卢洪洲恰好是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副主任。
当地时间5月4日晚，复旦大学辅导员老师的短信让宋毅一下振作起来：学校已和大使馆联系好，她可以随包机回国。
抵达蒂华纳已是半夜。5月5日中午，经过体温测试，宋毅终于登上了南航波音777大型包机。N95口罩分发到每个人手里，“口罩很厚实，挺软，有铁丝做的部分夹住鼻子，戴着没怎么难受”。同时拿到的，还有一瓶免洗洗手液，并为下机后接受7天隔离观察签好协议。
进入机舱，宋毅看到挂满了五星红旗。按指定位置坐下，左面是窗户，右面座位空着，再隔着一个走道才是最近的同学。卢洪洲给蒂华纳新登机的旅客讲解防疫知识。宋毅十分疲累，很快入睡。
宋毅休息的时候，卢洪洲一直高度紧张地观察着旅客的情况，“这期间我最担心的是传染源在机舱内扩散”，他说，考虑所有可能导致传染源扩散的细节，卢洪洲制定了4个针对不同情况的预案。
长达13个小时的飞行时间里提供了两次广式点心。按照指导，看到同一排的同学摘下口罩进餐或者喝水，宋毅就默默等待。“机舱里大家都很安静”。
5月6日，飞机降落到上海浦东机场，宋毅迫不及待给家人和朋友发布“回国信息”，接下来就要面对7天的隔离。
每天早晨7时30分，送早点的工作人员来敲门时，宋毅起床，吃完饭开始看电视，晚上10时多睡觉，“非常规律”。这样的生活延续了离开墨西哥之前停课时期的“宅”状态，不同的是，上厕所前要往抽水马桶里放5片消毒片，每天要按照指导开3次窗，每次开半小时，“那几天天气暖，我就让窗户一直开着”。
宋毅没想到媒体的关注度如此之高，她的手机从落地后就被媒体的电话打个不停，直到没电了。“隔离时就打过一次电话给爸妈，他们也不担心，觉得隔离起来也好。”
其间，除了帮同学拍摄记者来电要求的照片，宋毅没有出过房门，“量体温和送饭就在门口，医护人员和进屋打扫的工作人员穿着白色隔离服”。“这几天的经历也不是谁都能遇上的”，宋毅本打算记录下来，但酒店网速比较慢，只能通过更新在线状态写下只言片语。
而卢洪洲每天都会写下隔离观察日记，记录“隔友”的情形变化，还有隔离期间的工作。
5月7日，他写下了第一篇隔离观察日记《我是隔离对象，但我也要观察隔离对象》。
5月11日，看到四川确诊一例甲型H1N1流感病例后，卢洪洲写下了《医务人员要打持久战》，并对防控工作提出建议：“随着疫情的蔓延，输入性病例会增加，唯有及时发现传染源才能切断传播途径；同样，也只有对密切接触者采取隔离观察才能避免第二代传播的发生与扩散。这也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若出现了第三代、第四代传播病例，则疫情的控制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最后一天的记录中，卢洪洲写道：“从5月5日在墨西哥接到98名中国同胞起，我们所有人，从飞机上到入住酒店都一律戴着口罩。今天，我才第一次看完整了萌萌的脸，小董的脸，老吴的脸……”
5月14日上午7时，此次南航包机乘客里接受继续观察的最后4名“隔友”也解除了“警报”。
本报上海5月17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