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单电报大楼只剩一个“符号”
宋仁信口中说的是记者名字的电报码。自从1999年电报业务萎缩，东四邮电支局原来最大的部门——电信组被分流，宋师傅去了营销组。至今，他已有10年没跟电报打交道了。
去营销组之前，他跟电报打了25年的交道。1974年，刚从内蒙古返城的宋师傅被分配到东四邮电支局做了一名送报员，他心中充满了对这份工作的神秘感。
“当时有句顺口溜：‘电报电报，不是哭就是笑。’”宋师傅说。只要送报员到院子门口高喊一声：“某某家，电报！”邻居们就都知道：这家肯定有大事发生了。
当年，电报还有一个独特的功能：火车接站要买站台票，必须有电报做凭证。
电报在当年是一个不便宜的通讯项目：一个格一个字要3分5厘。算上内容和名址，一份电报一般要1元左右。而在上世纪70年代，宋师傅在食堂吃顿饭，也不过花1毛多钱。
收费高，成本也确实不低。每个送报员都要配备一辆幸福牌的军绿色摩托车。当时北京的大街上，摩托车是稀罕物。只有两种人开着摩托车满城跑：一是送电报的，一是给电影院送胶片的。
当时，邮局有两个业务部门，一是邮政组，一是电信组，电信组的人最多。宋师傅说，做外勤的送报员就有30多个，当内勤的报务员有40多个。电信组总是享受“特权”：空调还是稀罕物，电信组就给装了。当时的电报业务非常繁忙。上夜班的报务员经常是晚上8点上班，忙得连头都抬不了，等抬头已经凌晨3点了。
1976年7月，唐山大地震，北京有余震。第二天早上8点，东四邮电支局一开门营业，不仅全国各地问平安的电报排山倒海般地涌来，而且来发平安电报的人也在门口排起了长队，一直排到下班。宋师傅记得很清楚，这天的业务量是平常的将近10倍，发报机的“哒哒”声就没有间歇过，从西单电报大楼转来的电报，更是昼夜不停。直到半个月后，这种非常状态才宣告结束。
宋师傅正是在这个人手严重短缺的“非常状态”中，利用平时刻苦自学电码的基础，从一名送报员转成了发报员。
改革开放初期，电报业务迎来最鼎盛的时候。电报内容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了，商务电报逐渐增加。宋师傅说，上世纪80年代，东四邮电支局每天的拍发量达上千份。
当时，宋师傅上夜班最“怕”的是接到新闻电报。记者从外地发回稿子，一封电报经常要上千字，里面还有很多不常用的字，必须查电码本。一点点翻译过来，需要一个多小时。
因为电报在那个时期的特殊地位，宋师傅还接触了不少名人。当时，梅葆玖、庄则栋、王铁诚等名人经常来东四邮电支局拍电报。
上世纪末，传真、电话逐渐取代了电报。原来每天都要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幸福”摩托，多数时候停在院子里，而忙碌的发报机的声音也渐渐稀疏了起来。电报业务重心转向鲜花礼仪。
在电报最鼎盛的时期，仅东四邮电支局一处，每小时的拍发报量是100多份。而2007年，北京全市一年的电报拍发量只有3000多份。东四邮电支局只剩下一个窗口捎带着办理电报业务，其服务范围是“传真电报，代收话费”。特快专递、个性化邮票、邮政储蓄逐渐成了邮局的主业。
在很多年轻人的眼里，曾是“首都十大建筑之一”的西单电报大楼已仅仅是个名称了。几年前，宋师傅的一个老同事的孩子上了大学。老同事给孩子讲起自己年轻时从事发电报的工作。孩子很奇怪：电报是干什么用的啊？一个电话过去，不就全解决了吗？
邮局开始实行电脑办公。宋师傅昔日的一些同事转岗到柜台。在为客户办理业务需要在电脑输入资料时，尽管有五笔、拼音等多种汉字输入法的选择，他们却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一种很偏僻的输入法：电码输入法。
这是他们与报务工作的唯一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