织就人水和谐的“中华水网”
在清朝咸丰五年（1855年）的铜瓦厢决口改道处，毛泽东详细察看了新修的几座险工石坝，然后问时任黄河水利委员会主任王化云：“黄河涨上天怎么办呢？”王化云答：“不修大水库，光靠这些坝埽挡不住。”
毛泽东瞭望着波涛滚滚的黄河，沉思良久。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也曾是“三年两决口”的“害河”。今天，黄河已连续63年伏秋大汛没决口。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竣工后，花园口的防洪标准一举提高到千年一遇。这个“大水库”，不仅防洪效益显著，还通过连续9年调水调沙，实现下游河道的冲刷疏浚，为两岸人民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提供了有力保障。
2009年年初，北方冬麦主产区发生罕见大旱后，黄河数座大水库联合调度，各类水利基础设施共同发挥作用，群众吃水无忧，城市用水正常，而且确保了夏粮丰收。
盛世治水60年
善治国者必先治水。夏禹以来的中华民族，把治水上升到治国的高度。但凡有作为的帝王，都格外重视水利，并直接领导和参与治水。
新中国成立以前，偌大的国土上只有22座大中型水库和一些塘坝、小型水库。江河堤防仅4．2万公里，几乎所有的江河都缺乏控制性工程。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兴修水利是前提和基础。
1950年年末至1960年年初，治淮工程、长江荆江分洪工程、官厅水库、三门峡水利枢纽等一批重要水利设施相继兴建，掀起了新中国第一个水利建设高潮。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各地高举“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的旗帜，广泛开展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加强加固了农村水利的基础。改革开放特别是1990年后，对水利的投入大幅度增加，江河治理和开发步伐明显加快，长江三峡、黄河小浪底、治淮、治太等一大批防洪、发电、供水、灌溉工程开工兴建。
1998年长江大水后，国家决定进一步加快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步伐。长江干堤加固工程、黄河下游标准化堤防建设全面展开，治淮19项骨干工程建设加快推进，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及尼尔基、沙坡头、百色水利枢纽等一大批重点工程相继开工。
60年来，国家先后投入上万亿元资金用于水利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各类水库8．6万多座，堤防长度28.69万公里，我国大江大河主要河段已基本具备了防御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最大洪水的能力。
由于历史和自然原因，我国病险水库数量多。一座座病险水库，成为汛期悬在人民群众头上的“定时炸弹”。2007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投资510亿元，用3年时间对全国规划内6240座大中型和重点小型病险水库集中进行除险加固。到2010年年底，经过大规模的除险加固建设，我国水库安全状况将得到很大程度改善，为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60年来，我国供水能力得到极大提高，累计解决2．72亿农村人口的饮水困难，到2004年年底基本结束了我国农村严重缺乏饮用水的历史。灌溉事业不断发展，农田灌溉面积从1949年的2.4亿亩发展到2008年的8.77亿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8％，每年在这些灌溉面积上生产的粮食占全国总量的3／4。这使得中国能够以占世界9％的耕地，解决了占世界21％人口的温饱问题。
国民经济命脉
水是生命之源。在工业化时代，水资源更是国民经济肌体成长和发育的基础性资源。
我国人均水资源总量不足，水资源时空分布与生产力布局严重不均。新中国成立初期，工业建设刚刚起步，水资源的供给与保障基本上根据工业发展需求来确定。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城市化建设速度明显加快，工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水资源量和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原本就缺水的地区水资源供需矛盾更加突出。在我国600多个现有城市中，严重缺水的城市达400多个，缺水特别严重的城市有110多个，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为解决这一难题，水利部门建设了一些跨流域调水工程，确保更大范围水资源优化配置。
1963年12月，我国政府拨专款3584万元兴建东江—深圳供水工程。1965年3月通水后，又3次扩建，以满足香港地区的用水需求。目前，对港年供水量7亿多立方米，占香港总淡水用量的七成以上。
1972年11月11日，为了解决天津的水源危机，国务院决定从河南人民胜利渠引黄河水接济天津。此后，引黄济津成为解决天津用水危机的一个重要途径。
1988年5月16日，对珠海、澳门供水的第一期工程试通水成功，日供水量达9万立方米。
2002年12月27日，世界最大的水资源配置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建成后将形成“四横三纵”的水网，京津及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危机将得以缓解。
由于水资源承载力有限，许多地方高耗水、高污染的工业项目被“叫停”；许多企业依靠自身节水技术改造，实现了在规模扩张的同时用水零增长或低增长；一些经济性指标好的项目，通过农业节水提供生产所需的水资源，通过水权转换，实现了农业节水支援工业，工业发展“反哺”农业的可喜局面。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以年平均1％的用水低增长，支撑了年平均9％以上的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以世界平均60％的人均综合用水量，创造了高于世界平均3倍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治水方略之变
伴随不同时期的历史条件，新中国的治水理念也经历了一个“生活—生产—生态”的转变过程。
对水资源的掠夺式开发导致一系列问题，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生态灾难的前兆。许多流域源头沙化，来水量急剧减少，造成河流干涸断流；广阔草原荒漠化日趋严重；作为“地球之肾”的湿地无水源保障，面积在逐步减小；严重的水污染事件，导致一些城市乃至周边地区都出现供水危机……
历史不会忘记1998年百万军民惊心动魄的抗洪场景。正是这次洪水，促使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由于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而加剧的人水之间的矛盾。
1999年以来，围绕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问题，水利部门展开“思想解放大讨论”。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单纯依靠修建水利工程根本无法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水资源提出的增量供给需求，而且还走进了“死胡同”。缺水地区出现了“有河皆干”，丰水地区出现了“有河皆污”，生态问题日益显现。必须树立“大”的水资源观，从工程水利向资源水利转变，谋求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谋求更高层次的“人水和谐”。
进入新世纪以来，水利人在摸清我国水资源“家底”的同时，进行了科学规划，充分考虑生态用水需求，提前预留生态用水，维护健康的河流生态系统。此外，为改善局部生态环境，水利部门还举行了积极有益的尝试：
2000年4月30日开始，9次向塔里木河下游输水，挽救塔里木河下游已严重衰败的“绿色走廊”，从此塔里木河尾闾重现碧波万顷的景色。
2001年7月，国家正式启动扎龙湿地应急补水计划；此后，又3次实施补水，丹顶鹤的故乡绿意盎然。
2002年1月以来，引江济太工程持续实施，有效缓解了太湖地区水污染问题。
2003年12月28日，我国又一项生态补水工程——引岳济淀生态应急补水工程在河北邯郸开工，挽救即将干涸的“华北明珠”白洋淀。
在新思路指导下，人水和谐成为主旋律，淮河、洞庭湖等过去人水争地矛盾突出的河湖防洪开始走向从容；封山育林、轮牧休牧广泛实施，封育保护面积已经超过70万平方公里；涉及全国七大流域的全面水功能区划开始实施，控制河流纳污总量，减轻河流污染的管理正在加强，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正在成为水利工作新焦点；需水管理悄然实施，经济产业结构迅速向节水方向调整，经济发展越来越快，人民生活越来越好，而用水量却出现微增长……
盛世治水，水利盛世。自然河流、输水渠道、管网，正渐渐形成一个庞大的“中华水网”。而“中华水网”的覆盖面、控制力、快捷度、安全性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再度复兴与古老中国的重新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