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甘文物流失背后，那些如同包浆的“文化”推手
《中国青年报》9月11日报道，中科院考古所研究员李健民发现，在盛产红山玉的内蒙古赤峰，人人以收藏红山玉为荣。更有甚者，当地大小官员常在迎来送往中把红山玉器、特别是其中上等货色，当作重要的行贿受贿物品，这在当地已成公开的秘密。事实上，这样基于文物受让的“艺术雅贪”，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或多或少存在着，已经成为地方公害。这些年社会上的收藏热愈演愈烈，其中很大一部分推动力，即来源于一些官员对于文物的不加择取的嗜好。
“雅贪”的文物嗜好尽管疯狂，却因为蒙了一层文化的轻纱，而显出某种程度的温情，也使得行贿受贿少了些许赤裸。似乎，这不过是小毛病，甚至都算不上毛病，而是一种盛世之下的文化点缀和风雅回归。只是，官员一旦养成此种“雅好”，官场上大抵也会很快形成相互授受的风气。现在很难断言这风气有多么严重，不过，“货”有限而“欲”无穷，因为权力的介入，原本花样翻新的倒卖盗卖会更加一路畅通，原本无助的文物会益加无助。
且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风气所及，看上去光鲜的文物圈子就会变成欲壑难填的大粪坑。粪坑自有粪坑动员资源的能量，比如，广袤土地上的老百姓可能会利用帮忙之机向考古队员“学习”技术，大大小小的商人会钻可钻的任何空子，而把持不住的公职人员甚至会以公务之名或盗挖或扣押或倒卖……在这样的全民“文化热情”面前，提高文物保护意识的说辞不免苍白。
青海、甘肃十多年来大量文物流失，多半系这些因素合力造成。然各种力量焦点看似在“文化艺术”上，实则更指向文化艺术之外的利益。蕴藉在青海蛙纹人头彩陶罐之上的彩陶文化，不过是盗卖者的筹码。甚至可以说，在一些人眼中，几乎所有的文物，指向的都是可兑现的待兑现的利益。文化其表，利益其里；风雅开路，利禄收官。凝聚着人类文明信息的文物既以文化聚集了世人目光，却也因此与文化产生了深深隔膜。这是怎样的无以言说的悲哀！
也因此，有人开列良方，主张除严格查处文物走私之外，重要的就是导之以利，认为“鼓励发现者上交文物，给予与市场等值的奖励，才能避免文物大量流失”。如此以利导利，貌似公允，实则不免笨拙。且不论奖励的钱从何而来，即便有钱，如何操作也成问题。更何况，国家出面的收购反倒可能推动民间的文物盗掘，在合法的旗号下，民间一旦爆发出“发现”的热情，那些散落在原野上的、黄土下的文物，大概很难不遭荼毒。
今年3月，圆明园铜兽首回归引发全民热议乃至激发了出位的文化行为，很多人也许认为那是普通中国人爱国热情的一次爆发。其实，在该事件中，媒体固然引导公众注意到大批文物流落海外的现实，却有意无意忽略了那些文物如何出去的问题。而不明了这一点，爱国热情滥用与否且不说，至少不能引起民众对文物外流的足够警惕。口扎不住，仅仅靠买是买不完的。甚至，不问来历，只求回归，回购行为都有可能成为洗钱的途径。
可见，文物流失问题虽然肇因于利益，却不能单纯地以利导引。相反是要斩断这一条利益的链条，回归文化的、艺术的本质。国民之热爱中国器物、追慕中华文化，原本就应该存有一份对历史的温情和敬意，断不应该成为文物流失的幕后推手。只要社会上的收藏热不减退，则文物流失不会根绝；只要官员的文物热情不减退，则文物地下流通不会消失……如果说有源头的话，一个时代的文化风尚始终是这个时代种种文化行为的终极解释者。
眼下，尚看不到文物热、收藏热有退烧迹象。如何让这样的热潮驻留于文化、止步于利益，恐非易事。特别是当文物一旦沾染上众多现实因素，治理文物流失便成为奢望。从历史上看，文物的周围，如同器具的包浆一样，多的是熙熙攘攘的利来利往。一部文物的传承流转史，便是一部权力、利益的博弈史。在这个背景下，斩断利益链、回归文化谈何容易。然而，不斩断这利益链，照此速度，则中华文明亦有可能一点点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