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黄、橙、红四级警报程度由低到高，总分50分（含）以上为蓝色警报，企业应对总体较为得体；总分40~49.99分为黄色警报，企业应对有待进一步加强；总分30~39.99分为橙色警报，企业应对存在明显问题；总分30分（不含）以下为红色警报，企业应对严重失当，存在重大缺陷。

    腾中重工收购悍马事件

    2009年6月3日上午，四川腾中重工机械有限公司在公司网站发布与通用汽车公司的“联合声明”，宣称两家公司已就通用汽车出售悍马品牌给腾中重工达成初步协议。消息一出，立即引起全球瞩目。

    谷文杰（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分析师）：

    在这场舆论热潮中，腾中和通用汽车都是赢家。在舆论应对方面，腾中有失有得，总体来看也算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腾中在企业形象维护方面表现尤佳，当有人对其“蛇吞象”的行为提出批评时，腾中及时地接受媒体采访，向社会公布自己未来关于悍马的新科研计划，并循序渐进地在媒体和网络上披露公司的背景、实力，以及与通用汽车洽谈的内容，做到了信息的公开、透明。

    文玉伯（天府早报财经新闻部主任）：

    作为以前从未从事过汽车制造业的“门外汉”，腾中重工很难让人相信其有足够的能力来驾驭收购后的悍马。

    原本腾中重工收购悍马，发生在中国经济经过30年高速成长后晋升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今天，此举也被舆论赋予了代表中国经济、中国企业崛起的意义。但这次跨国收购如果未来证实只是纯粹的一场炒作，或者是一次失败的收购，则有损于中国经济的崛起、中国企业的崛起。

    威立雅被指操纵水价事件

    2009年7月，兰州召开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兰州威立雅在申请调价的报告中指出，公司亏损严重，请求将兰州居民用水每吨上调0．3元或0.4元。9月8日，兰州威立雅接受媒体采访时，首度针对“外资要挟论”报道作出回应，否认操纵中国水价上涨。

    侯文昌（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分析师）：

    面对媒体和网民的指责，兰州威立雅没有回避、搪塞，而是及时地作出澄清。力图表现出在我国水务市场化改革中，按照游戏规则博弈利益的负责任参与者形象。威立雅的回应至少为在中国运营的外企提供了一个基本的舆情应对经验：在夹杂理性和非理性的舆论指责面前，悉心解释比模糊表态更重要。

    曹远征（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基础设施、市政公共设施是可以商业化经营的，但这种合作形式一定要由政府提供一个监管框架。有三点非常重要：市场准入制度，通过竞标准入，保证公平；价格监管，进行严格的成本核算，实行价格听证制；普遍服务，私营部门提供公共服务不能嫌贫爱富，不能歧视低收入群体，还要保证提供不间断服务。有人批评威立雅导致中国水价上涨。我看资源收费要进入运营成本，在水价里反映治污的成本，水价上涨不可避免。

    汇源收购案

    2008年9月3日，可口可乐宣布计划以现金收购中国汇源果汁集团有限公司。汇源老板朱新礼的“养猪论”，引起网友的一片质疑。2009年3月18日商务部宣布，根据中国反垄断法禁止可口可乐收购汇源。这是反垄断法自2008年8月1日实施以来首个未获通过的案例。

    施明慎（人民日报经济部副主任）：

    可口可乐并购汇源被商务部依《反垄断法》给予否决，这样的结果符合大多数网民意见，但似不应单纯看做是网络舆论的胜利，而应看做是法治的进步。尽管并购在世界经济活动中已成常态，但中国民众似乎并不习惯。特别是当外资并购在中国发生时，每每可以听到捍卫民族品牌、保卫国家经济安全等呼声。所幸的是，政府主管部门并没有被网络情绪左右，他们关注的是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和维护消费者权益，而这恰恰是中国反垄断法的核心。

    微软黑屏事件

    2008年10月20日，微软通知，盗版XP专业版用户的桌面背景每隔1小时将变成纯黑色，盗版Office用户软件上将被永久添加视觉标记。中国用户对微软“黑屏”的做法反应强烈。

    杨妮妮（证券时报舆情监测室分析师）：

    有网民由此联想到中国电脑用户的网络安全问题。我国目前操作系统等基础软件完全依赖国外进口，其安全性存在极大的潜在威胁，特别是在国防、金融等关键领域大量应用国外软件，将会直接威胁国家安全。微软“黑屏”事件也给所有国人上了一课，比任何说教都有力。它让我们认识到中国必须要发展自己的基础软件，只有使用自主可控的软件，信息安全才有保障，自己才是电脑的主人。

    谷歌中国“色情门”事件

    2009年6月18日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对“谷歌中国”（google．cn）网站公开进行强烈谴责，要求其对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进行彻底清理。6月19日全国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办公室宣布，暂停该网站境外网页搜索业务和联想词搜索业务，并责令其立即进行整改。

    胡江春（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分析师）：

    谷歌对此事件的反应，也充分体现了互联网行业的速度。针对影响如此广泛的负面消息，企业其实只要虚心接受批评，积极整改，不断完善，危机也是一种转机。换个角度来看，此事给谷歌中国的流量增长作了不少贡献，这或许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

    不过，从此次事件中媒体对谷歌中国的严厉批评来看，技术先进、产品领先的谷歌中国的本土化任重而道远。无论是在别的国家还是中国，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与政策，符合所在国的国情，这对任何一个国际企业负责人来说，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百度竞价排名事件

     2008年11月15日、16日，央视《新闻30分》连续两天报道百度的竞价排名黑幕。百度竞价排名被指过多地人工干涉搜索结果，引发虚假信息，涉及恶意屏蔽，被指为“勒索营销”，并引发了公众对其信息公平性与商业道德的质疑。11月17日，百度发布声明，对由于竞价排名导致虚假医药信息的问题公开道歉。

    范卫锋（证券时报舆情监测室分析师）：

    百度的“搜索引擎＋竞价排名”商业模式，注定了它迟早会成为舆论焦点。应该说，在企业的反应方面，百度做得可圈可点。可是，它对于广告客户“听话”的名声，恐怕将面临着公众的长期质疑。可以说，百度的“竞价排名”危机只是暂告一段落而已。

    崔保国（清华大学媒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在“竞价门”事件后，百度极力开始推广新一代系统“凤巢”作为替代。但该系统也只是更为精确营销的竞价排名。“竞价门”所揭示的互联网企业伦理的问题并不可能通过所谓“新系统”来解决。单纯企业的自律也并不足以解决搜索引擎企业数据库垄断与市场公平、公共利益之间的矛盾，相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关的政策法规予以管理。

    国泰君安“高薪门”事件

    当国内各大券商纷纷采取降薪、裁员方式来应对熊市之际，国泰君安证券却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费用至32亿元，较年初预算数增长57％，按照国泰君安3000多人的员工计算，平均每个人的收入达到了让同行瞠目结舌的100万元。“高薪门”一爆出，舆论一片哗然。

    彭铁元（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副秘书长）：

    国泰君安舆情监测机构在第一时间捕捉到这一信号，通过分析，跟踪，查对，确定事关重大，立即起动危机预警与应急处理机制。

    2月6日，财政部金融司司长孙小霞答记者问。也是在当天，国资委和保监会负责人同时重申限薪令。他们都没有批评国泰君安。稍后国泰君安证券新闻发言人用具体数据作了有力的回应和解读。此后，网民追问大幅减少。国泰君安高调宣告公司十年大庆及其成果，主导舆情议程设置。一场危机应对画上了较完满的句号。

    黄光裕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调查

    2008年11月27日，北京市公安局证实，国美董事局主席黄光裕因涉嫌经济犯罪被警方调查。2009年8月7日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香港证监会）正式公告，香港高等法院已经发出临时强制令，冻结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00493.HK）前主席黄光裕、其妻杜鹃女士及两家公司的相关资产，涉及金额达16.55亿港元。

    李勇峰（证券时报舆情监测室分析师）：

    对国美电器而言，黄光裕事件是一个再典型不过的危机事件，正足以考验其舆情应对与危机公关的能力，而国美交出的答卷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严格执行信息披露制度，而不是沉默、失语，是企业——特别是上市公司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顺利化解危机的第一步。

    保育钧［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顾问、中华全国工商联前副主席］：

    有人从黄光裕案再次谈起民营经济的“原罪”，我认为这个提法是很不科学的，不能把发生在具体人身上的个别事件不加分析地扣在民营经济上。民营企业的违法现象，归根结底是经济运行的政治社会环境不够健康，权力在配置资源。

    中石化“天价吊灯”事件

    2009年7月13日，一个名为“朋友去中石化参观了价值1200万的天价吊灯”的帖子在网上迅速传播，很快成为各大网站和论坛上的头条和置顶，引起了网友的热议与声讨。

    何刚（国际金融报总编辑）：

    中石化澄清吊灯没有那么贵，不是1200万，只有150多万。或许是实事求是的解释，引发的是更大的公众反击和传闻似乎坐实的兴奋。因为这种不恰当的公关应对，天价吊灯事件必然成为公司危机与暴利行业挥霍的典型。值得称道的是，在这一事件中新闻主管部门并没有过多地介入干预，对于公众普遍的怒火和媒体明显的倾向性，保持了克制态度。

    温州“移动门”事件

    据媒体报道和网友爆料，2009年9月7日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电信员工发现一辆中国移动通信的现代瑞风商务车里移动员工“测试电信网路”，车中摆放着200余部电信手机，并且均处于通话状态。这一事件被发现后，在网络上争相被转载，一时间成为了公众热议的话题，故称“移动门”事件。

    周边（证券时报舆情分析师）：

    浙江最近爆发的“移动门”事件，在短短数天时间就吸引了无数人的关注，暴露出当今社会中企业道德、企业伦理准则的丧失。违背市场竞争的“游戏规则”，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会大打折扣，即便能获得一时的短期利益，从长远来讲也是得不偿失的。

    通钢群殴总经理致死事件

    2009年7月24日，部分职工因不满企业重组而在通钢厂区内聚集，反对河北建龙集团对通钢集团进行增资扩股，建龙集团派驻通化钢铁股份公司总经理陈国君被殴打，不治身亡。7月24日晚，当地电视台发布公告称，根据广大职工愿望，经吉林省政府研究决定，建龙将永不参与通钢重组。至夜，通钢恢复生产，鞭炮齐鸣。

    徐景安（深圳市新世纪文明研究会会长）：

    通钢事件突出反映了员工利益诉求得不到保障的制度性缺陷。员工持股计划应有序推进，应保障普通员工持股的比例。由员工与企业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也是正在探索的一个办法。

    乔健（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教授）：

    通钢事件说明了劳资矛盾的对抗性在增强。

    我认为，要在国企改制中处理好劳资矛盾，最重要的是政府和企业管理层要尊重职工的知情权、审议通过权和协商谈判权，协调处理好涉及职工权益的有关问题。国有资产交易要实行“阳光操作”。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

    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率先披露了三鹿问题奶粉致婴儿肾结石的报道。当晚卫生部指出，近期甘肃等地报告多例婴幼儿泌尿系统结石病例，调查发现患儿多有食用三鹿牌婴幼儿配方奶粉的历史。三鹿事件导致个别婴孩因喝了毒奶死亡，近30万名儿童患病。三鹿问题奶粉事件发生后，多家奶粉厂家也被检出三聚氰胺，三鹿奶粉事件对整个乳制品行业产生重大影响。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三鹿事件中政府对企业的监管缺失，来自企业经营活动本身的“敏感性”，这种敏感性与政府的政绩联系在一起，地方财政对“纳税大户”的依赖导致监管的缺位。同时，政府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政府更大的责任是促成社会机制的形成，让法律来保障底线，过了线就是犯罪。

    关键是重建食品安全的社会机制。三鹿问题奶粉的披露，是来自媒体坚持不懈的跟踪采访。而在此关键时刻，却很少看到各省市消费者协会以及中国消费者协会的在场。还有更重要的一点，要营造一个“道德社区”，集体意识对道德社区中的每一个社会成员，包括企业公民，形成压力。

    笑蜀（南方周末首席评论员）：

    三鹿问题奶粉事件显然是企业应对突发舆情的一个失败的案例。三鹿之死，归根究底就死于这种具有强大政府背景的国企病态的自大和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