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本英雄筑造“中国梦”
5年前，王宇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家咨询管理公司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从实习生到负责业务的副总，只用了3年，他便一跃成为年收入30余万元的“金领”一族。他的经历，让父母觉得匪夷所思——作为一家钢铁公司的退休工人，他们辛苦工作一辈子，退休工资每月只有2000元左右。
曾经，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很多同龄人都为找工作焦头烂额，王宇却是一帆风顺地走到现在。他的工作是为企业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大部分时间都在全国各地间“飞来飞去”。
尽管他认为光鲜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苦——没有上下班的概念，没有节假日，但他取得的成功也是很多同龄人难以企及的。王宇经常抱怨工作辛苦，可他一刻也没放松过学习，继取得硕士学位后，又在中国政法大学攻读法学博士学位。他认为，法学知识对自己目前所从事的工作非常重要。
“现在，学习已经成为一种工作，内化到骨子里了。我们这一代人，要想获得成功，要靠自己的专业能力。你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进而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王宇说。
王宇的父母很为儿子感到骄傲。儿子短短几年所取得的学业、事业上的成就是他们难以想象的。他们像儿子这个年龄的时候，工作在厂矿，读书不多，见识也少，挣的工资只能勉强养家糊口。因为家道艰难，王宇出生后不久就被迫送到乡下爷爷奶奶处去抚养。
当时，像王宇父母一样的人并非少数。工资普遍较低，即便是大学毕业生，日子也并不好过——这种现象直至上世纪80年代依然没有改变。1984年大学毕业分配回家乡县城工作的邹国庆说：“虽然当时整个县城里大学生非常罕见，但我并没有因为大学生的身份在单位受到任何优待。”
一件事情让邹国庆至今记忆犹新。他工作3个月后，中秋将至，比他年幼10岁的妹妹到单位找他时发现黑板上通知到办公室领取1斤月饼，妹妹兴冲冲地拉着他去领，却被尴尬地告知因为他还没有转正，发月饼没有他的份儿。
那个年代，按工龄划线调整工资的规定，造成了“脑体倒挂”的现象，即脑力劳动者的收入低于体力劳动者。据北京地区1982年调查，脑力劳动者的平均收入（60元左右），比体力劳动者低8元。
有人算过一笔账：198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15元，市场售价为0．40元，一天卖出100个茶叶蛋，纯收入25元，每月收入为750元；而一个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最多只有400元左右。
到1995年，一个茶叶蛋的成本为0．25元，市场售价为0．60元，一天只要卖出100个茶叶蛋，纯收入35元,每月收入至少为1050元；而一个从事导弹、原子弹研究的科学家，月薪600元左右，加上“特殊贡献”的国家津贴100元，总共只有700元。
民间出现这样的俗语：“教授教授，越教越瘦”；“搞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老大（工人）靠了边，老二（农民）分了田，老九（知识分子）上了天，不三不四赚了钱”。
风风火火 人才南下
工作5年后，邹国庆依然没有积蓄，结婚也是靠父母资助的。1989年,邹国庆和几位朋友一起去了海南。当时，海南刚刚建省。
虽然住的是脏乱的招待所，一日三餐也仅能果腹，但邹国庆回想起这段经历仍然很激动：“当时海南、深圳、珠海等特区新的体制真是令人激动，它至少给有知识的年轻人提供了一种改变命运的可能。”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800万科技人员面临一个境况：国营厂的技术人员很多无事可做，新兴的乡镇企业却急需技术人才。于是，很多工程师就利用周末偷偷地为乡镇企业搞科研，他们被称为“星期日工程师”。
1981年，国营一八一厂的工程师韩庆生为乡镇企业九峰农机厂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这家濒临倒闭的农机厂因此起死回生，当年就实现5万多元的利润。厂长出于感激，年底给韩庆生发了600元奖金。一八一厂的领导知晓后，当即向公安局告发。韩庆生一审被判有罪，罪名是利用国家技术牟取私利，被判入狱300天。
韩庆生案引起全国关注，一时舆论鼎沸，直至中央领导亲自过问案情进展才得以峰回路转——1983年2月3日,武汉市市长带着判决书和退还的600元来到韩庆生家中道歉，此事才尘埃落定。
韩庆生的遭遇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既然英雄无用武之地，那就另谋高就——于是，像邹国庆一样，数十万知识分子南下，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史玉柱是众多南下知识分子的代表。1989年，浙江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史玉柱在安徽省统计局工作了几个月后，无法容忍平静而刻板的生活，毅然辞职前往深圳。当时，他身上只有4000元钱和耗费9个月心血开发的M－6401桌面排版印刷系统软件。
到深圳后，史玉柱作出一个重要决定：在《计算机世界》刊登一则8400元的广告：“M－6401：历史性的突破”。13天后，他收到3笔共15820元的汇款；几个月以后，他已悄然成为百万富翁。
不久，史玉柱又在珠海创建了巨人公司。第二年，巨人公司的汉卡销售跃居全国同类产品之首，巨人很快成为中国知名的高科技企业。
身无长物的青年学子，只身来到繁华都市，凭着自己的聪明头脑，以父辈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开创出辉煌的事业。史玉柱成为当时全国知识青年的偶像，“到深圳去当史玉柱”更是成为很多学子的奋斗目标。
2002年至2004年担任微软公司中国区总裁的唐骏在留学日本后又去了美国。1994年前后，美国和日本都开始流行一种叫卡拉OK的娱乐方式。唐骏设计了一个在卡拉OK机上可以排名记数的软件，很快被一家美国投资商用8万美元购买了专利。短短几年内，这个软件被用到1亿多台VCD和DVD机上。尽管在当时这个软件给唐骏带来了一笔较为可观的收入，但过后他却有些懊恼：“如果我当时采用微软的使用权方式收费，一台机子收取2~3美元，我就可以有2~3亿美元的收入。”
即使当农民，有知识和没知识也不一样——创建希望集团的刘氏四兄弟，用自己的经历诠释了“知识创造财富”的神话。1983年,刘永言、刘永行、刘永美、刘永好四兄弟辞去公职后，回到农村办起育种场。由于四兄弟在农技和无线电方面各有所长，干事业又非常卖命，他们的育种场效益远比别人好得多。刘氏四兄弟由此赚取人生的第一桶金，为日后的事业腾飞奠定了基础。
“中国梦”时代悄然来临
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的人生，有过很多种可能。如果不是考上大学并选择了计算机专业，他今天很可能是一位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也可能是一位代课教师，或者是一位炼钢师傅。
中学毕业后，杜子德种过地，当过两年代课教师，之后考上中专学习炼钢。恢复高考后，他考上了大学。那个时候，他很喜欢炼钢，因为报考的大学没有炼钢专业，才随便选了当时一无所知的计算机专业。然而，正是这个选择使他“一生吃饭都不发愁”。
在杜子德主持的中国青年计算机科学家论坛中，不乏年薪50万元的学者，住别墅、开名车的企业家也大有人在。和传统行业不同的是，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很多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
信息产业是一个不断创造财富神话的产业。在这个行业里，高级知识分子不再是以往人们眼中的“书呆子”，他们用自己的成就证明知识可以创造财富，“书中自有黄金屋”。
2000年，32岁的山西青年李彦宏放弃博士学位从硅谷回到北京，在中关村创建百度公司。3年后，在搜索引擎领域，全球霸主谷歌便遭遇到百度的挑战。在第三方评测中，百度首次超越谷歌，成为中国网民首选的搜索引擎。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首日挂牌股价高达120美元，并以354％的涨幅创造了美国股市213年来外国公司首日涨幅的最高纪录，2009年9月25日,百度股价收盘报387美元。
一夜之间，李彦宏成为身价达9亿美元的富翁。在百度的员工中，身价达1亿美元的有7人，身价达1000万美元的有100多人，这些人很多都是大学毕业才三四年的年轻人。“在对科技进步的激发作用上，我认为百度上市比‘神舟六号’还大。”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志武为之激动不已，“媒体对这些事情的广泛报道，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通过创新自己也可以是下一个李彦宏。”
江山代有人才出，信息产业是一个最能颠覆传统创造奇迹的领域。当60年代的张朝阳、马云、李彦宏和70年代的马化腾、丁磊还在各领风骚的时候，“80后”一代已经声名鹊起。康盛世纪28岁的戴志康、MaJoy26岁的茅侃侃、海川传媒28岁的高燃，他们有可能就是“中国明天的比尔·盖茨”。
摆脱了传统的束缚，时代已经为年轻的知本英雄创造了无限的可能。从白丁到巨头的“美国梦”模式，在新世纪的中国不断上演——“中国梦”的时代已悄然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