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性化”使《解放战争》具有历史信度
《解放战争》给读者的第一感觉是作者十分注意作品的“展开艺术”。叙述解放战争这样一个宏大的历史事件，作者需要选择一个存在于历史之中，又能以新鲜别致的差异化吸引读者眼球的“进入”方式，从而展开对于波澜壮阔历史的叙说。
王树增对解放战争有着自己的认知，他以为：“这场战争与其说是军事的胜负，不如说是共产党以土地改革为引领，逐步获得民心的过程，是人民对战争双方作出了胜负的选择。”这其实也表达了《解放战争》主题的基本义项。但在作品中作者并没有更多地直接言说，而是通过具体的叙事加以表现。按照一般的战争文学叙事模式，可能只是就军事言其事，而《解放战争》则特别注意了通过材料的组合处理，强化了对于战争内在规律的叙事解读。如第三章“农民厌恶马师长”和“姑嫂二人忙点灯”两节，分别写了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作品当然主要叙述战役谋划、战役过程以及结果等，但同时根据其中的情节，接续了解放区人民支持人民军队的生动故事。
此外《解放战争》在叙写重大事件的同时，也十分注意导入有意趣的细节。如“胡宗南：为人民服务处”写胡宗南攻占延安后，“开设了一个‘为人民服务处’”，“挂牌那天很是热闹”，又是发救济金，又是发棉布，发米等，“胡宗南发现这样下去实在难以承担，而更重要的是民众依旧不说国民党的好话，所有的服务内容只好停止”。这一细节不只新鲜生动，而且具有复合的表达意义。又如王震与被俘的旅长，“他们‘互通姓名，一如朋友相见’”，晚上一起吃晚饭，谈天，“几个小时之前还和身边的这个人拼死厮杀，而现在却如同兄弟一样睡在一条炕上”。这样的细节在我们的阅读经验中是未曾有过的。人性的美好之光在这里熠熠生辉，温暖着读者。
以往的战争非虚构写作，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形态写作。作品价值取向的预设制导着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乃至语言的运用。这多少导致作品叙事的简单化和模式化，更为要紧的是这样会使作品失去历史非虚构叙事的应有的真实品格，从而失去它的读者。当然我们不能要求像解放战争这样的叙事可以“袪”意识形态，事实上《解放战争》选择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推出，并且作者“我写这些，就是为了给现在的年轻人看的”目标读者的考虑等，都表现出中国现代史教育、爱国主义感染的意味。但这样的意味并不是以一种先在的外加的方式出现的，而是自然地客观地包含在作品具体的叙事之中。作者摒弃既成的意识形态叙事的套子，而是在回到历史现场时真实地再现历史。作品大写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胜利，也不回避对大同、集宁战役，南麻、临朐战役，四平战役等许多战事的严重失利的实录。对于国民党也没有一味地揭露他们的凶残不仁，如写济南战役时国民党守军司令官王耀武在守城无望时，“命令将所有在押犯人全部释放。对于关押的共产党员和俘虏的解放军官兵，军官发给金圆券五元，士兵三元，全部送出城区一个也不许伤害”。这样的“中性化”叙事使《解放战争》具有一种充分的历史信度。这样的信度生成了作为非虚构军事叙事重要的历史品格。
《解放战争》
王树增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9年10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