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上“信息公开恐惧症”也许是进步
所谓“信息公开恐惧症”，至少隐含着两层涵义：一是公众关于信息公开的监督意愿合情合理；二是被监督者出于种种牵强附会的理由，不愿或害怕公开信息，终其根本则是担心一旦公开，公的方面可能带来工作难度，私的方面可能对自己产生某些不利影响。正是由于信息公开需求与供给出现较大落差，这才导致一些基层干部心生畏惧，面对网民咄咄逼人的监督诉求，要么王顾左右而言他，要么干脆保持一脸沉默，静待网民关注热度自然冷却。
有必要指出的是，网民关于信息公开的监督意愿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同样强烈，只是未必能够得到理想的结果。一些敢于仗义执言者甚至也曾尝试借助司法途径提起诉讼，但鲜能达成网络监督那般声势。尽管是正儿八经的官司，被监督者却常常表露出一副漫不经心的傲慢之态，让公众彻底明白何谓“胳膊扭不过大腿”。终其根本，过于强势的政府掌握太多社会资源，相比之下，现实生活中的监督者个体人微言轻，一般情况下很难撼动基层政府这棵大树。
例证信手便可撷得。南阳市民王清因为要求政府部门公开“三公”消费信息，结果反被当成间谍，“家门口常常出现一些可疑人员”。深圳“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组织成员李德涛在向上海提出公开预算要求后，上海财政局却以预算属“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值得注意的是，前者因为王清本人直接向当地领导写信，这才得以解脱；后者则因舆论和网络的高度介入后，事件结局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也表明，一般情况下的一般途径，公众关于信息公开的呼声很难走进被监督者的视野。
时下，政府信息公开建设步伐与公众实际需求存在较大差距。弥补这个缺口，需要相关制度积极跟进，需要一定的时间“进化”，而制度的积极跟进，离不开执政者自身的主动性积极性，更离不开体制外公众监督的外力制衡施压。否则，信息公开难免步履蹒跚，有形式无质量。
基层政府官员怕信息公开的心理，虽然有些不情之愿，但也折射了对监督效果的某种程度上的认同。相较于那些动辄拉大旗作虎皮，或者以权势压人、傲慢拒绝信息公开的做派，这种“恐惧症”又何尝不是一种进步？关键在于，如何将这种“恐惧症”转变为促进信息公开的有益动力，而不是变成想方设法堵塞公众监督诉求的权力“杀威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