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广公共租赁房关键在地方政府
早在2007年和2008年，深圳市已两次推出公共租赁房，以低于市场价30％左右的价格出租，但推出后出现大量空置、弃租。是当地中低收入群体没有需求吗？显然不是。或许深圳市国土房产局局长张士明事后的解释能透露部分玄机，他披露，当时，深圳市国土局在与物价部门共同定价时，确实“考虑到了收回部分财政投资的问题”。这位局长反思道：“可能并非一定要收回成本”。
地方政府“收回成本”的考量，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公共租赁房的公共性质。
首先，政府为建设公共租赁房而支付的财政投资，确实可以视为公租房的一部分成本，但“满足不同群体的住房需求”同时也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取之于民就应该用之于民，政府可以借鉴市场化路径改善管理，使公租房实现保值、增值和安全使用，但所谓保值、增值完全可以设定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时间段内，而并非一定要在建成后马上就“收回成本”，从而导致高昂租金使人望而却步。
其次，财政投入这部分成本外还有“社会成本”的概念。地方政府不能斤斤计较于收回现金投入，而完全忽略民众无房可住、居住条件恶劣、因居住偏僻而造成的巨大城市压力等社会成本。除了这些显性的、可估量的社会成本外，社会成员因为住房需求得不到满足还容易造成社会创造力的损耗、社会心理的创伤等隐性成本。论者每每焦灼于北京等大城市的交通拥堵，往往从耽误时间、影响效率等方面考量拥堵的损失，其实，拥堵经济学中，社会公众的心理损伤同样不容忽视。
大家都知道，公租房在新加坡、香港等地已成为住房保障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国内地出现也就一两年，出现时间短并不意味着没亮点。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就提到，广州一个叫做万汇楼的公租房项目，运行一年多就颇受欢迎，入住的大多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除了租金便宜，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一种共同奋斗的感觉。”能获得这样的评价，恰恰验证了公共租赁房的价值不仅在经济上，同样也在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上。
公共租赁住房作为新事物需要不断摸索、完善，但可以肯定的是，公共租赁住房或可在某种程度上平抑房价，促使房地产市场回归理性，缓解日益高企的房价对公众的压力。即便单纯从经济上考量，像深圳这样的发达城市，完全有实力、有能力建设大批公共租赁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