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正秋：电影“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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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郑正秋，后来的中国电影史上，也许不会留下胡蝶、阮玲玉、蔡楚生这3个名字。
胡蝶本是其他电影公司里并不出名的小演员，只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郑正秋看到了她在一部电影中的表现，觉得她“天生丽质，感情丰富”，以月薪两千大洋的重金挖角，并为其量身定制了多部剧本，悉心教导数年后，胡蝶便红得发紫，成为中国电影史上最有代表性的“电影皇后”。
阮玲玉与郑正秋的第一次相见，是在郑主持的中国第一所电影学校——明星影戏学校招生面试时。这个16岁的上海姑娘由于紧张而发挥失常，不过，郑正秋却从阮的气质中，看到了“一个真正的悲剧演员的模样”，他破例给了阮再试一次的机会，也成就了日后中国影坛一段悲剧般的传奇。
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在1935年的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电影拿回了首个国际奖项。但在此前6年，他还只是个电影公司里画布景、写字幕的小工和临时演员，他的命运，在一次鼓足勇气夜访郑正秋后发生了改变，郑很欣赏这个“对电影有独特理解的年轻人”，并将蔡带在身边，做了6年的副导演。
在中国百年电影史上，像郑正秋这样的伯乐恐怕不多，他成为那个年代中国电影人心目中的良师。但他的“老师”，却是著名电影明星卓别林。
在郑正秋那个年代，看电影已经成为人们“赶时髦”的一种方式。不过，大银幕上放映的是各种戏曲短片、风光片，并没有太多的社会意义。但类似于卓别林这样穿着破上衣、大皮鞋，舞动着手杖的落魄的小人物，成为郑正秋作品中超越时代、不可或缺的形象。
这位编剧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便是1913年上映的中国第一部故事片《难夫难妻》。他用一天一夜时间写了3000多字，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剧本由此诞生。随后，郑正秋负责给演员说戏，搭档张石川掌管摄影机，中国电影终于开始了用胶片讲述故事的旅程。
这部电影的拍摄场地，只是马路边的一块空地，用竹篱笆围个圈，3面挂上幕布当做墙，就成了一个片场，为了节省开支，墙上的自鸣钟、衣帽钩都是画出来的，就连一部分桌椅，都是让寿衣店扎出来的。
找演员的过程更是头疼。那时，中国没有一个专门培养电影演员的学校，郑只能从演话剧的演员中挑选。用今天的眼光来看，演员们的表演夸张而卖弄，脸上的妆油彩浓重，两眼像两个大窟窿。也没人知道什么叫特写镜头，演员需要表达强烈感情时，只能捶胸顿足。
这部当时的国产“巨片”，连续上映了60天，在上海引起了空前的轰动。20世纪初的中国观众，头一次在电影里看到了中国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他们很快被剧情打动，并深深地陷入其中，体会故事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据说有人场场不落，连着看了60遍。
但郑正秋并不满足于此。1922年，郑正秋谋划了数年的明星影戏学校宣告成立，郑任校长。这是中国第一所培养电影专门人才的“电影学校”，招生之日，附近的贵州路、南京路等路口人头攒动，报名的人排成了长龙，郑正秋高兴地大笑：“中国电影大有希望，大有可为！”
这是人们印象中为数不多的郑正秋高兴的样子。这个广东人戴着2000度的深度近视镜，无论冬夏都穿着棉长袍，身体瘦小羸弱，说起话来总是一脸严肃，“从镜片后面投射出的目光温和而认真”。
在从影的20余年间，他总共拍摄了50多部电影，“普通家庭的悲欢离合，小人物在大时代面前的无力感，和一个永远光明而不失希望的结尾”，成了郑氏电影里不可复制的一种符号。
在去世前一年，他甚至躺在担架上去片场工作。人们眼中的大明星胡蝶，总像个保姆般跟随左右，帮他把毛毯盖好。郑正秋去世后，胡蝶甚至买下了他的房子，搬进去住，在她看来：“这是怀念老师最好的一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