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春梅：只身赴西北 自拍纪录片
“之前，我没拍过纪录片，更不懂得纪录片。”郑春梅的话，让人多少有点意外，不过熟悉她的人都知道，她的生活正是由一串串的冒险和尝试织就。
“为了在大学最后一个暑假，做一件难忘的事”，3个月前，郑春梅只身前往陌生的西北，行囊里只有几件简单的衣物和一部 SONY —10P摄像机。
尽管纪录片的色调一向讲究简单明快，生活中的郑春梅却痴迷于色彩。“生活就像盒子里的巧克力糖，不知道下一个是什么颜色。”春梅坦言，自己喜欢各种各样的颜色。就拿指甲油来说吧，她可以一下子买好几瓶。
一个爱美的女孩子，怎么会舍得这柔弱之身，前往偏远的甘肃，拍起纪录片来了？郑春梅解释说，可能是因为自己太要强。“女人和男人应该是平等的，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可以做，也应该去做。”她承认自己是一个“轻微的女权主义者”。
“没办法，这好像就是骨子里的东西。”郑春梅浅浅地笑。
骨子里的东西总有“发芽”的一天。某日，老师在课堂上提到了一个师兄去青海拍片子的事情，郑春梅听后热血沸腾，狂热的想法瞬间在头脑里膨胀发酵：“我就想，应该为自己的大学生活留下大胆又疯狂的回忆。”
起初，班上几个身强力壮的男生“磨刀霍霍”，相约去西北拍片，可是等到放假，原本信誓旦旦的人都临阵变了卦。眼看西部之行就要泡汤了，郑春梅可不甘心：“你们不去，本侠女一个人走。”
首先联系格桑花助学网站，结果答复是：今年没有志愿者西部行的计划。随后她开始搜索公益性网站，希望作为志愿者前往西部省份，没想到又以失败告终。最后，郑春梅联系到了一位兰州大学的老乡，在他的引荐下，一位甘肃岷县的同学同意带着她回老家走一遭。
一个人的旅行即将开始。资金问题又冒了出来，合肥到甘肃，光车费就是笔不小的开销。执拗的郑春梅决定不向家里伸手要一分钱，靠着过去的面子和人气，从同学、朋友手中“募集”到了2200元。
对一个出门在外的女生来说，最纠结的莫过于心理上的恐惧了。“上了火车之后，心里的不安一直都没有消除。我为自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钱被偷、机器被抢、人被拐。”好在，郑春梅没摊上这些倒霉事，平安抵达了目的地——甘肃省岷县梅川镇马场村。
这是一个海拔2000多米，常年缺水的村落，当地居民靠着水窖里的雨水度日。东北大平原上长大的女孩喝不惯黄土高坡的雨水。刚来的时候，天天闹肚子，后来肠胃还算争气，苦苦撑了15天。
拍纪录片是个体力活儿，不仅耗人而且危险。在马场村的日子里，郑春梅整天揣着摄像机在山坡转悠，镜头一刻不离地聚焦一群娃娃。有一次，路过陡峭的山坡，摄像机突然从她身上滑落，顺着山坡滚下去。郑春梅和孩子们一顿穷追猛撵，摄像机在谷底被截住了，这帮人个个都成了“土人”。
半个多月的摸爬滚打，马场村的娃娃成了郑春梅的“死党”，大家一起玩石子，一起爬山坡，一起采野花，一起放声歌唱。“这是城市人想象不到的暑假生活，虽然单调，却让人心动。”郑春梅说。
离开马桥村的那天早上，几个娃娃结伴来送行。郑春梅正准备把一双穿了十几天的袜子套到脚上，一个女娃娃走了进来，递上一双崭新的袜子。“姐姐，拿去穿吧，明年还来这里吗？”那一刻，郑春梅不知如何作答。
告别西北，返回合肥，身上仅剩下两元钱。春梅把片子仓促剪完，然后送交“台山奖”组委会。随后，获奖的消息传了过来，同学们惊讶，老师感到意外，郑春梅却不动声色，“那只是鼓励，没有多少含金量的。”她一笑置之，“不过它给了我一点信心，还可以在影视传媒行业里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