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无权定性暴力抗法
悲剧灼痛人心。曾有人感叹，唐福珍往自己身上淋汽油，然后自焚，这叫做自我绑架，意即把自己当成人质，去跟别人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先考虑人质的生命安全？我不太了解拆迁过程中有着怎样的纠纷，但如果充分考虑被拆迁者的利益，双方能够对等地协商谈判，悲剧大约不会发生。而各地拆迁过程中屡屡出现的矛盾和冲突，似乎没能给当地政府以警醒。最起码，被迁拆者的生命安全应该得到尊重。
现在，当地政府将事件定性为暴力抗法。
谁有资格定性暴力抗法？除了法院，其他政府部门有权定性吗？在这起事件中，政府部门本身成了利益主体，这种口含天宪的做法是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即便真是暴力抗法，也得由法院裁决，也得履行必要程序。
由此联想起此前发生的一个案例：内蒙古呼和浩特第二监狱4名重刑犯越狱逃跑，警方在追捕过程中将其中1人击毙，另3名逃犯被抓获。随后，一名内蒙古公安厅的办案人员说：“3名逃犯被问明情况后，应该很快就会被执行死刑。”该言一出，即遭到质疑，在法院还没有对这3人进行审判之前，公安机关的办案人员对媒体公开表示“3名逃犯很快就会被执行死刑”，显然不妥。办案人员的任何不当言论，都可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和程序公正原则，客观上将对公众起到“重实体轻程序”和“宣扬死刑迷信论”的不良作用。
当然，唐福珍不是越狱逃犯。但一些地方官员的思维逻辑是一致的，都违背程序正义，缺乏法律意识——在法院没有介入之前，地方政府根本就无权将该事件定性为暴力执法。尤需提及的是，在这起拆迁事件中，拆迁方和被拆迁方才是地位平等的利益主体，政府所要做的就是公平协商和裁断，如果政府部门充当了拆迁方的马前卒，那么公平在一开始就已缺失。
一些政府部门之所以动辄给被拆迁人贴暴力抗法的标签，主要有三大原因，一是规避自身责任，回避暴力执法的本质；二是法律意识薄弱，没有法治观念；三是习惯性地居高临下，权力傲慢加上偏见，动不动就俯视民众，自以为道义和正义在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