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说印度人比我们会消费
从客观经济发展水平看，我们的消费率比美国低一点可以理解，但比印度还低一大截，国人多少会有些不爽。伦敦商学院资深教授理查德·波茨及经合组织（OECD）首席经济学家约尔延·埃尔梅斯诃夫在谈到中国应重视消费不足的问题时，央视某主持人有一个“很专家式”的解读：其实工资一直都在涨啊，关键是中国老百姓喜欢存钱，你发得再多，人家都存起来。此话一出，立遭板砖无数。消费不只是一个态度问题、决策问题，本质上还是一个能力问题。
12月3日的《人民日报》给我们较低的消费率作出了客观解答：多地调查显示，中国城乡居民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特别是由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例过低，“干得多，挣得少”，制约着百姓消费能力和生活质量的提高。在消费问题上回归常识，就要正视收入对消费的决定意义，而不是只在消费心理、消费习惯上做文章。
其实，今年以来的刺激消费政策也为我们较低的消费率作出解释。当高增长风光不再、大规模投资无以为继时，转型升级就得靠消费的引擎作用。今年我国在拉动内需上的努力主要在两方面：城市里主打节日消费牌，比如史上最长的黄金周，刺激了包括常规性消费和危机应对中消费领域的“口红效应”、“土豆效应”；农村里是以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农机下乡等为代表的补贴性消费，政策性拉动消费。即便如此，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2009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对GDP的贡献只有4个百分点，投资贡献了7．3个百分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投资。政策性、诱导性消费，仍属于“被消费”范畴，缺乏稳定性和均衡性。
消费率的稳步提升，需要的是建立在消费能力之上的自主消费，而消费能力不是松紧带，是个定量。我国居民消费率并没有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相反还在下降——这常被归咎于保障水平低、教育医疗住房支出重等等，这些固然是客观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收入问题。数据显示，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85年时的56.18％下降为2007年的43.42％，下降了近13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GDP的比率，却从1995年最低时的17.39％上升到2007年的32.87％，12年中上升了15个百分点。至于印度，人家的平均工资水平仅在2003年到2005年3年间，就分别上涨了11.45％、11.6％、14％，远高于GDP的增速。
什么时候我们“干多挣少”的问题真正得到解决了，我们的消费率或许才不会跑在印度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