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年轻人活跃在哥本哈根
他们在联合国的舞台上发声，用行动解释着国际流行的观点：国家减排额度该多少，这是政府之间博弈的事儿；但是减排行为，可以由公民每个人自己决定；这个公民，也包括企业公民。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现场观察和不完全的统计，来自中国的这些“非官方”人士超过百人，远多于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官员。他们的职业可能是企业家、青年学生、独立科学家、大学教授、环保组织的负责人、网站编辑和商业媒体的记者，甚至还有对佛教感兴趣的人。他们都经过联合国会议注册，拿到了不同的证件。
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官员，来自国家发改委、外交部、林业局、科技部等部门，甚至还有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在哥本哈根的会场，这里每天的会议数不清。在接近2万人的谈判会场，在各种主会场、“边会”上，以及各种非政府机构的展台，总能听到中国人说普通话的声音。
在会场，中国民间人士见面常问的几句话：“您也来了？钱是单位出的？自己出？还是拉的赞助？”
昨晚，来自民间环保机构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杨鹏秘书长对中国青年报记者感叹：“放在中国近100年的历史背景下，哪个国际会议能有这么多普通中国人参加？”他说，改革开放，给了中国公民在联合国舞台上代表自己说话的机会。
当地时间8日晚间，多年参与气候谈判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召开了历史上第一次对境外媒体开放的新闻发布会。面对上百名国内外记者，中国气候变化中方首席谈判代表、中国代表团副团长苏伟认为欧盟“不厚道”，并对日本和美国也提出批评。
他说，减排是发达国家应当履行的国际义务，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采取的是自主减排措施。欧盟将他们应该承担的国际义务同中国国内自主减排行动相比是不厚道的，欧盟将其减排20％和中国单位GDP减排40％的目标相比较是不合适的。
在苏伟表达中国政府立场的同时，一群中国的企业家召开中外记者发布会，发出部分中国企业家对气候变化的声音。
“有人说，国际上政治家们说得多，做得少。我们企业家不仅要做，还要说。”来自万科的王石说，他以登山爱好者的身份确实看到了全球在变暖。他代表万科做出了自己企业到2014年的减排目标。“我们有时间表，可以量化。”
没有穿西装，站在自助餐的餐桌旁，他代表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等4家企业家民间组织发表了“我们的承诺与希望：中国企业界哥本哈根宣言”。其中的承诺有，设立企业气候变化战略，长期指导企业发展方向；在减少生产和商务活动中的碳足迹方面进行努力和尝试；积极推动企业设立具体的企业减排目标，这种目标包括绝对减排目标，或者可以定量的相对减排目标等。
王石说，2004年，一位从不出席商业庆祝活动的北大教授给他手写了一封信，希望他利用自己的名人身份，倡导多做一些对环境友好的事。“那封信触动了我。”
王石透露，当他在今年11月26日听到解振华代表中国政府做出减排承诺时，“真的非常开心”。王石说：“有记者问我，我们的减排是不是在玩数字游戏？我可以代表自己回答，我的企业做减排，不仅是响应政府，而是一直在做。”
杨鹏说：“我们知道有人会说，企业家到这里来作秀。在气候变化这个问题上，作秀也能唤起公众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在这个观点多元的社会，观点不同可以理解。”
民间机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负责人吕植说，“如何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公民的声音应该让世界听到。”她认为，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是中国公民向国际社会表达民间立场的一个窗口，可以看出中国公众的价值立场。吕植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大学教授。
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等两家中国环保民间组织此次获得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认可“观察员”身份。山水中心介绍，这对中国民间机构而言，是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出现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
在联合国大会注册处可以看到，除了政府代表团的队伍外，观察员、合作方和媒体，都是参会者的主要部分。
据说，此次国内共有4支民间代表团赴会，民间的“COP15中国青年代表团”是其中活跃的一支。
这群穿着红色服装的中国年轻人，多来自国内各个高校。民间“中国青年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网络”创办人李立说：“为了能到哥本哈根发出我们的声音，我们到处拉赞助，从不同公司，筹到80多万元，支持30多人来到了现场。”
每天，他们在这里都有展示，设立了绿色中国的充气大门；他们的“中医诊断，给地球开药方”活动上了联合国的会议项目表。这次联合国大会有青年活动专场，全球2000多名年轻人参加。
开幕当天，记者问一位“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为什么到哥本哈根来？”她说：“我想代表与自己观点一样的中国青年说话，关注气候变化问题。”
杨鹏说：“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哪会有这样的经济实力，自费到这里来？哪会有这些年轻人在国际舞台上这样的行动和思想？”
本报哥本哈根12月9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