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遵妫：上知天文。不够！
陈遵妫（1901~1991），字志元，福建福州人。天文学家，著有《中国天文学史》。
一个在阳台上放了12年的旧箱子，却让无意间打开它的陈永汶走进了一段历史里。
1991年，父亲陈遵妫病逝。在伤心之余，陈永汶将这个老天文学家一生的手稿和资料，都装进了这个箱子，直到12年后退休，才记起它来。当她打开那些写着“祖国天文界史”、“我的自传”、“家信备查”等字样的陈旧牛皮纸信封，一部中国现代天文史扑面而来。
自从1926年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数学系毕业回国之后，陈遵妫这个名字，便和逐渐从萌芽走向成熟的中国现代天文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从中国第一个现代化天文台紫金山天文台，到抗战时大后方新建的昆明凤凰山天文台；从中国天文协会的总秘书、理事长，到中国第一本天文杂志《宇宙》的主编……这些在中国现代天文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名词与事件，陈遵妫都是从头到尾的参与者。上个世纪40年代，当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头一次接受4位中国天文学家为会员时，他就是其中之一。
不过，虽然贵为天文学界的业内泰斗，但这个老科学家却没有半点架子。陈永汶回忆，小时候家中常有客人来访，其中是不少慕名而来素不相识的中学生。但无论是谁，父亲都热情接待，即便到了耄耋之年，走路不便，他还是会送客人到楼下大门口。
“对人，父亲一向谦和，但对于他的老本行，他却有着某种固执的坚守。”陈永汶说。
这种坚守，在陈遵妫晚年的著作《中国天文学史》上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部出版于1989年的鸿篇巨作，共计4册，包含着2300页，170多万字，提笔撰写的时候，陈遵妫已经是七旬高龄。这个时候，他的左眼已经完全失明，右眼的视力仅有0．2，即使戴着1500度的眼镜，看书写字时还要用放大镜，但他却坚持笔耕十余年。
写书的动力来自52年前的一次刺激。1937年，时任中国天文所研究员的陈遵妫，收到一位日本天文学家的来信，称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委托他主持收集中国古代天文学史料，希望中国天文研究所予以帮助。陈遵妫读信之后非常生气，从那时起，他便开始收集史料，多年后，终于写出了中国的第一部天文学史。
这种坚守，还体现在北京天文馆的创办上。
1955年，受竺可祯和吴有训之托，陈遵妫着手创办北京天文馆。当时在国际上并没有“天文馆”这种概念，类似的“天象馆”，只是起到天文电影院的作用，但陈遵妫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天文科学比较落后，人民大众天文知识很少，认为应该要把天文馆办成一个既有研究，又有普及的单位。
当时，全国科普协会先后3次开会讨论这个“超前的想法”，在会上甚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最后，竺可桢拍板定下“天文馆”这个名字。
两年后，中国第一座现代天文馆——北京天文馆正式建成开馆。它以天象厅为中心，配有天文观测台、气象台、天文展览厅和演讲厅，并设有物理实验室与光学车间。
当时，国内获得天文知识的渠道还很稀少，在北京天文馆建成后的许多年里，对于北京乃至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和天文爱好者来说，这儿都是他们心中梦寐以求的地方。陈遵妫为他们画出的那片璀璨、神秘的星空，也开启了很多学生的科学梦想。
对于天文学，陈遵妫无疑是业内权威泰斗，不过另一些事情，他似乎并不太在行。
1957年，陈遵妫出访苏联。年末回国，国内的反右运动已如火如荼。有人劝其保持沉默，他却依然写了一张公开的大字报，“给党提意见”。于是1958年，他被戴上了一顶“右派”的帽子，包括北京天文馆长和《宇宙》杂志主编在内的所有职务也一并被撤除。
历史为晚年的陈遵妫留下了一个颇有意味的人生注脚：在1962年国庆酒会上，已被摘去右派帽子的陈遵妫，被推选去给毛泽东敬酒。毛泽东笑着对他说：“陈先生是上知天文……”随后便闭口不语。陈遵妫等下半句等不到，只好喝了酒默默回桌。他夜不能寐，想了许多天，才明白了这未说出口的半句话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