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但看税负 还要看谁负
关于中国人税负的高低，有着各种不同算法。比如，国外将社会保障列入税收，叫做工薪税。而中国则不将社保收入计入税收。去年我国税收总收入54219.62亿元，GDP总额为300670亿元人民币，两项相除，就是18％，朱青就是这样计算的。去年的全国社保收入是13808亿元，如果税收加上社保收入，则宏观税负达到23％，提高了5个百分点。
还有一点，国外人们负担的主要是税收，非税负担极小，而中国则有大量的费。仅土地出让金每年达到数以万亿计，都由买房人最终负担。另外，各种制度内制度外数千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加起来，保守的数字，也差不多与税收持平。
除了总体上看中国人的赋税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看一个国家纳税人的税负，不但要看宏观税负，还要从微观看到底谁在负。这可是衡量税收平等性的关键。
作为直接税的所得税，众所周知，主要是由收入并不很高的工薪阶层负担的，真正的富人偷逃所得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这样造成的税负不公平无需多说。而间接税造成的税负不公平人们所知不多。中国实行间接税为主的税收制度，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等为代表的间接税，达到总税收的60％以上，而所得税，财产税等等直接税所占的比例，不到40％。间接税的突出特点是其隐蔽性和可转嫁性，它一般包含在商品的价格里面，虽然由企业等经营者缴纳，但最终作为价格由消费者承担。
间接税往往是累退的。税收的累进性或累退性，是衡量税收是否具有公平性的最重要指标，累进税是公平的，而累退税则是不公平的。
所谓累进，就是说，收入或财产越多，则纳税的比例越高。而所谓累退，是指收入或资产越高，则纳税额在总收入或财产中的比例反而越低。以商品税为例。富人的收入，大多用于储蓄或投资，而储蓄和投资是不纳税的。富人收入的较小一部分用于购买生活用品，因而，购买生活必需品而付出的税额，在总收入或总财产中占的比例是较低的。而对于穷人来说，他将会拿收入的绝大部分甚至靠借贷（比如按揭买房）来购买生活必需品，而这些生活必需品中的税额，占其总收入的份额将会非常高。对于中低收入者来说，买一套房子所缴纳的税费（大多包含在房价中）往往是他数年收入的总和。商品中的税收抬升了商品的价格，直接抑制了中低收入者满足生活需要的消费活动（这也是内需不振的重要原因）。这种状况与量能纳税的原则是完全相悖的。
商品税的累退性，使穷人的税负偏高。在国外以所得税这样的直接税为主的国家，生活必需品是免税或低税的；穷人收入少，所得税缴纳得少，甚至免税，穷人的税负就很低了。但是中国间接税为主的制度下，生活必需品和其他所有商品一样并不免税。全国税收总收入的60％以上来自间接税，而这些税收并不区别每个消费者的实际收入状况和负担能力，事实上，这些税收大多来自中低收入者购买衣食住行等生活必需品时缴纳的税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