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被文盲”是变态时尚中的变态事件
从汶川地震“含泪劝告”，到慈溪老宅成“文保单位”，从入股徐家汇商城变亿万富翁，到撰写半文不白的钟山碑文，余秋雨这两年一直处于被人质疑的风口浪尖。爱护余秋雨的人会认为这是“贵人多烦事”，有人质疑是因为妒忌他的才华，或者他作为“当代苏轼”的地位，以及他由“书中自有黄金屋”产生的财富。
余秋雨写过《苏东坡突围》。有人从文中嗅出一股“借苏东坡自比”的味道。《苏东坡突围》中写道：“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哄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在一篇名为《嫉妒和谎言》的文章中，余秋雨写道：“嫉妒者可以把被嫉妒者批判得一无是处，而实质上，那是他们心底最羡慕的对象……对付谣言，有上、中、下三策。下策：以自己的愤怒，与谣言辩论；中策：以自己的忍耐，等谣言褪色；上策：以自己的贡献，使谣言失重……”
有人说这是“余式陷阱”。它的误区在于：余秋雨认为，凡批评他者都源于嫉妒；而他以大师风范自持，不与“小人”争论。这样，余秋雨就在为自己既树挡箭牌、又树碑立传了。对于君子与小人的概念，见仁见智。但是“余式风潮”的个案，背后确实有普遍性。
中国文坛从来缺乏建构的土壤，自古文人相轻。拆台、起哄、使绊子的远比实干的多。包括一些“批余专业户”在内，这年头出名最便捷的途径之一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骂名人，或者对名人进行“扒粪运动”，试图扒光名人的“历史羞处”，凸显自己的正义与崇高。实际上，余秋雨至少是在推行自己的“文化商品”，骂余秋雨的人又有多少自己的成果？或者说，为什么不与余秋雨比作品，而是动辄拿余秋雨的品行说事儿！
社会有时就像一锅粥，大米与白水熬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很难清者自清、浊者自浊。骂人的与被骂的，炒作的与被炒的，在纷纷扰扰中各取所需，同样搞不清谁是赢家，谁是输家。或许，还得相信郑板桥那句“难得糊涂”才最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