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送醉者判赔”中的话语博弈
檀先生虽然目前在法庭上暂时输了官司，但他用“我比彭宇还冤”的词汇赢得了众多网民同情。不过，在我看来，网民和专家的争议基本上还是道德话语系统和法律话语系统的博弈。
道德话语是用良心、常识和社会舆论来评析社会现象。使用道德话语，任何一个公民可能都会产生与檀先生一样的困惑，明明是学雷锋，“我怎么就成了护送人了？我只是送朱培训回家而已，我不存在任何义务。”而且，如某律师所说，按平时的情理和礼节，肯定只送到小区门口或楼下，“对方都说了不用再送，你还要硬送，不难堪吗？”
而法律话语却是用权利、义务、责任等构建起来的，它用专业语汇来厘定人们之间的纠纷。以本案为例，檀先生所说的送醉酒朋友回家的学雷锋行为，却被解释成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如法官认为，檀先生在与朱培训的妻子通话时说马上喊车子将朱送回家，这可以视作一个“承诺”，就有一定的“义务”把朱培训安全地送到家中。
即使檀先生没作出这种承诺，根据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邱鹭风的说法，酒友之间也有护送的法律义务，比如没有劝酒或灌酒，但有醉酒者不能自己回家，清醒者就应护送。如果护送不到位而发生意外，可以酌情减轻护送者的责任；如果在喝酒过程中有劝酒、灌酒行为，就要严格履行护送义务，否则出了事就要承担过错责任。同样，护送到什么情形才算到位呢？从道德上讲，“送到小区门口或者楼下”就符合平时的做法了，如果再硬送就难堪了；但法律上的护送义务却并不这样认为，而是必须安全地将其送回家，交给其家属或监护人。也就是说，在义务上必须进行交割。
而且，法律话语比道德话语更强调证据。一个人在道德层面上说话时，他通常会用良心发誓，或向上天诅咒以证明自己所说的是实话，而法律却要用证据说话，并且在证据产生矛盾时，通过证据规则来判断事实。因此，不得不舍弃一方的证据而采信另一方的证据。檀先生认为自己“比彭宇还冤”，其实也在于采信了对方的证据，而没有采信自己的证据，然而，在法律话语中，要判断是非，不得不对证据有所取舍。
由此可见，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存在着许多差距甚至是冲突。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于本案的争议，是一种道德话语与法律话语之间的博弈。但在网络上占据高地的声音，并非一定就是绝对正确或正义的声音，因为网络上通常是以道德话语为言说的主流话语，而争议当事人纠纷的解决，却必须在法庭上，用法律话语来对话和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