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湘凡会不会成为悲剧
杨元元，上海海事大学一名贫困的研究生，不久前，用两条毛巾结束了自己苦难的生活。曹湘凡看着报道，悲从中来，他在电话中对我说：“我只是比她坚强一点，没有自杀。”
也许是受杨元元经历的触动，曹湘凡第一次在我面前呈现出他悲观的一面。几天前，他还认为自己不是悲剧人物，也非高考失败的个案。
这是我第二次采写曹湘凡，上一次是在2006年，他的第12次高考后。以后，我们偶有联系。这个农民的儿子，多少年来，最期待的就是成为真正的城里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要一个“名分”：有身份和地位，而不是四处打工，夹着尾巴做人。
这个梦想促使他为进大学历尽艰辛苦斗了漫长的岁月，也导致家庭四分五裂：曹湘凡独居长沙，妻子远在深圳，三个孩子跟着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在老曹为自己的梦想拼搏的时候，孩子们悄无声息地渐渐长大，没有父母之爱的陪伴。
我几次善意地提醒过他，把家教做好做大，也同样可以过上体面的生活。但我发现，这种现实的观点在他的理想面前显得很无力，也很难被曹湘凡接受。因为他的内心认定了：如果不能成为国家单位的人，就没有地位就“人微言轻”，那是他最不希望看到的结局。
他一直生活在自己强大的精神世界里，并朝着自己设定的目标去努力。如今，马上要大专毕业，他希望“多年的媳妇能熬成婆”。但我不能不问他：“如果你实在找不到工作怎么办？”他的退路是：做一辈子的家教。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很清楚自己找工作要面临的尴尬处境：学历不够，年龄过大，因此，才把就业的希望寄托在本报的报道之上。在一个为选材设定了学历层次和年龄限制的社会，这是一个略显天真而又无奈的举措。
但就业观念是一个社会文化、制度、规则等多种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和反应，朝夕之间无法改变。这也注定了曹湘凡要“圆梦”的难度很大。尽管，他比许多大学生更有见识和意志。
我当然不会去指责曹湘凡有点“偏执”、太不理性，没有树立起正确的就业观和家庭观。对这样一位坚定的追梦者，我更愿意抱以敬意，并祝愿他找到合适的归属，感受到社会的理解、包容和接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