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共同研究历史开了一个好头
炒作大屠杀人数是日本右翼设置的陷阱
“此次受两国政府委托共同研究的学者，在研究报告中明确用‘侵略’来定性1931年至1945年日本发动的对华战争，这在两国研究中还是第一次。”中方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王建朗研究员评价双方第一阶段共同研究所取得的这一最主要共识。
在中方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陶文钊教授看来，“中日两国共同研究历史，不能忽视两国主流社会的声音。有日本学者告诉我，日本的民意调查显示，70％的日本民众承认对华的侵略战争，但日本有些媒体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更关注少数右翼分子的声音。”
对此，步平所长指出，12月24日，中日共同历史研究委员会在东京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研究成果，可少数日本媒体偏执地进行了错误解读，特别是涉及南京大屠杀的问题。步平说：“当时，我向媒体介绍说‘双方学者都认定大屠杀是反人道的。1947年南京审判在判决书明确写着受害者是30万人以上，1948年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上是20万人以上。’对此，日方首席委员北冈申一补充说，对于数字的准确性是可以讨论的。这样一番正常的学术对话却被日本有些记者诠释成了‘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中日鸿沟没有消除’。”
步平所长告诉记者，真实的情况是：在第一阶段研究中，双方学者虽然涉及了南京大屠杀，但并没有就受害人数进行进一步研究。日本有些媒体别有居心地炒作大屠杀受害人数是重伎重演。“在看待南京大屠杀问题上，炒作大屠杀受害人数是日本的一个陷阱。他们试图通过对具体受害人数准确性的质疑来讨论大屠杀的真实性，认为如果大屠杀人数缺乏确切性，那大屠杀就可能不存在。对此，我们应该清醒看到，这种说法是企图以质疑细节来否认整体罪行。问题的本质是不管确切受害人数是20万，还是30万，日本在南京发动反人道大屠杀这个本质都不会改变。”步平说。
有共识但仍存在不少分歧
“通过第一阶段3年的研究，双方委员在一些以前有重大分歧的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仍存在不少分歧。”谈及对第一阶段共同研究的感受时，步平说。
他介绍说，讨论日本对华战争的原因时，中方学者强调日本侵华事件的必然性，因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推行对外扩张政策，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发动战争，是有计划的，并非历史偶然。而日方学者则通过寻找战争中某些特定事件中的偶然因素，认为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一小部分军国主义者对偶然事件处理的扩大化，充满偶然性。
在讨论战争的过程上，双方学者也存在明显分歧。中方学者认为，从1931年到1945年，日本发动长达15年的侵华战争，是有计划、有目的的持续性战争。而日方学者则辩解说，“侵华战争很多时候是日本对中国刺激所做出的反应。”比如，他们把九一八事变归咎于“中国人的排日运动”，把七七事变说成是“有人向在北京郊外卢沟桥演习的日本军开枪，日本被迫进入战斗”等。
参与了“中日战争与太平洋战争”部分报告研究的陶文钊教授向记者表示，很难简单概括出两国学者在学术研究上的共识与分歧。他说：“我们更多的是着重点不同。比如我在写太平洋战争时，更多关注中国如何通过一系列国际事件去争取大国地位，而日本学者在国内无法获取这些资料，对此提及的很少。反之，日本学者会关注‘大东亚会议’，这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明摆着的谎言，无需再多讨论。”
对于两国学者的分歧，步平多次强调这是一个学术研究，两国基于不同国情，占有的历史材料也不同，分歧在所难免。“有些日本学者私下说，中国改革开放后，他们才开始了解日本侵华战争。”据步平介绍，“1941年太平洋战争后，当时的日本政府几乎对国民封锁了所有对外侵略战争的消息。像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中国人很小就知道了，可很多日本人却完全不了解。很多日本人甚至一直相信日本发动战争是‘自存自卫和把亚洲从欧美统治下解放出来’，认为日本人才是受害者。在这种集体认识下，日本民众怎么能站在受害者的立场，真正理解中国人所受到的战争伤害。这次双方的共同研究，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真实的历史。”
研究历史眼睛要盯着未来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于2006年12月正式启动，基于《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的原则及“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受两国政府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分别选出10名学者，组成共同研究委员会。委员们分为中古代史和近现代史两个小组，分别就《古代东亚世界中的中日关系》、《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与演变》及《战争的年代》等16个不同历史课题进行研究。本着“同一题目，交换意见，充分讨论，各自表述”的原则，双方学者将于2010年1月同时发表中古代史研究报告各6篇，近现代史研究报告各7篇。
参与古代史研究的中方委员、北京大学教授王晓秋说：“中日双方学者以政府委托的方式进行历史研究，这在两国还是第一次。开了一个好头，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王晓秋委员介绍说，这次研究有很多课题都是双方首次触及，比如“中国人与日本人的相互认识”。此外，以前我们的研究更多的是中国文化对日本的影响，但这次我们开始探讨日本文化的创造性发展等。这对两国更全面的彼此交往具有重要意义。
步平委员也指出，中日友好交往的2000多年和50年的对抗是很复杂的历史，不可能通过一个阶段的研究就能解决。他也表示，从共同研究到将研究成果写入历史教科书，中日两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谈及第一阶段研究中最令人欣慰的成果，陶文钊教授对记者说：“在中日关系经过一段困难时期后，两国学者能冷静地坐下来一起讨论历史问题，令人欣慰。我们并非怀着复仇主义去研究历史，我们的眼睛看着的是中日两国的未来，看着东亚的发展。”
本报北京12月30日电